（）虽然把“中国”确定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名称是到19世纪后期才出现的事情，
但中国统一的概念却已经存在了三千多年。甚至在中原的统一国家形成之前，政治家和学者已经纷纷推出了各自的统一蓝图。虽然当时还没有一个君主真正能够统治这片广袤的土地，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颂歌却在西周时就已经普遍流传，并且被视为真理而接受。不过，这首颂歌的作者（或许不止一个）大概不会想到，这种统一观居然统治了中国二千多年，并且到今天还没有消除它的潜在影响。
在中国会面家的经典著作《尚书》中有一篇《禹贡》，一开始就写道：“禹铺
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意思是说，在洪水横流以后，大禹一面规划治水
，一面根据名山大川的分布重新划定区域。接着列出的九个单位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这就是九州。在另一篇《舜典》中，又提到在尧、舜时，“肇十有二州”。“肇”是开始的意思。对这句话，西汉的学者谷永和东汉初的学者班固解释为：在尧的时候遭到洪水，全国被大水分割为十二部分。但东汉末年的马融的说法是：舜在大禹治水之后，从禹所划分的九州中又分出幽州、并州、和营州三个单位，因而总共有了十二个州。这一说法获得后世多数学者的赞同。由于这些记载都出于儒家经典，又得到后世众多学者的肯定，所以从西汉以来就成为不可动摇的定论，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人们一般都认为，从大禹治水开始就有了九州这样的政区，以后又演变为十二州。直到现在，一些在叙述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的历史时，往往还要从九州讲起，似乎这是历史事实。
由于全国就分为九州，所以九州又一直被当作全国、“天下”的代名词。如南宋诗人陆游《示儿》诗中的名句“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就是取这样的用意；晚清诗人龚自珍“九州生气恃风雷”一句也是如此。五四运动以后，学者们向儒家经典提出了挑战。经过反复的争论和研究，历史学界已经把这传统的九州说推翻了。原来，《禹贡》中的记载并不是历史事实，九州也不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
《禹贡》虽然托名为大禹所作，其实却是战国后期人的作品。具体的证据很多，最主要的理由是《禹贡》中所记的不少地理状况都是战国时的现象，有的地名和水名甚至要到战国后期才出现，如果真是大禹所作，他岂能未卜先知？而且在《尚书》各篇中，《禹贡》的语言照理应比出现在它以后的《盘庚》（记录商朝中期的君主盘庚迁都事）等篇难懂，事实恰恰相反；这也只能说明《禹贡》问世的时间较晚。
《禹贡》所讲的内容不符合历史事实，至多只有传说的价值。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还只能证实商朝的历史。近年来在河南等地发现的一些文化址，一些学者认为就是属于夏朝。如果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和普遍的承认，那末夏朝的主要统治区应该在今河南一带，与文献记载传说中的夏都不超出今山西南部、山东西部和河南的范围是一致的。而《禹贡》所叙述的九州的范围，北至燕山山脉和渤海湾，南至南岭一带，西至陇东高原；至于具体涉及的理内容更广；当然不可能是夏朝的事实。
现有的研究成果足以证明，不仅传说中的大禹时代还不可能有什么行政区划，就是商朝和更后的西周时代也还没有出现行政区划。既然《禹贡》是战国后期的产物，那么九州制是不是当时的制度呢？也不是。大家知道，到战国后期，周天子的权力早已荡然无存，而秦始皇还没有统一六国，七个主要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又有谁有这样的权威能制定并且实行包括各国的疆域在内的行政区划呢？
可见，九州制只是当时学者对未来统一国家的一种规划，反映了他们一种政治理想。
秦始皇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却没有在郡以上设立州。到了公元前二世末，也就是在《禹贡》问世的一二百年以后的西汉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除首都附近的七个郡级单位以外政区分属于十三部，即豫州、兖州、青州、徐州、冀州、幽州、并州、凉州、益州、荆州、扬州、交趾、朔方；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巡察境内的地方官和豪强地主；称为十三刺史部，简称十三部或十三州。但那时的州还是一种监察区，而且这十一个以州命名的单位中没有《禹贡》九州中的梁州和雍州，增加了凉州、益州、并州和幽州。在公元1世纪后的东汉，州才成为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域。朔方并入了并州，加上管辖首都一带的司隶校尉部，总数仍为十三。由于交趾改称交州，以州命名的单位就有了十二个，也不是九个。东汉末年曹操曾想按九州来重划政区，却没有成功；从此再也没有人作过这样的尝试。从这一角度来讲，九州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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