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五年，裴垍因病辞去相位，李纯借机召回了还在扬州的李吉甫。在很多人看来，这只是一个小插曲，但对李吉甫而言，元和三年的策论案始终是其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二十四桥的明月没有能够抚慰他受伤的心灵，烟花三月的亮丽景色也没有舒缓他郁闷的情怀。因此，再度拜相的李吉甫，已不再是那个可以与政敌“相逢一笑泯恩仇”的贤明宰相，相反，他频频出手，报复曾经与自己结怨的政敌，就连昔日的知己，贤明正直的前宰相裴垍，也没能幸免，被李吉甫借机贬为太子宾客。李吉甫睚眦必报的作风，传入了天子李纯的耳内，为了防备他不顾大局的快意恩仇，李纯起用了李绛，用来牵制李吉甫。
说起来，二李不仅是同姓，而且还是同宗，他们都出于赵郡李氏，但二人的性格却是水火不相容，冰炭不同炉。李吉甫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比如，为了保住自己的相位，曾经对宦官深恶痛绝的李吉甫，也悄悄地与宦官搭上了关系。当然，李吉甫拉拢的是元和年间恩宠最隆，威权最盛的大太监，吐突承璀。与李吉甫不同，李绛天生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儒家的道德规范和君臣大义是其行事之准则。不管是谁，只要违反了规矩，李绛都会毫不犹豫的加以制止，即使对方是炙手可热的大太监吐突承璀，甚至是天子本人也不行。
元和四年，左军中尉吐突承璀领功德使，盛修安国寺，奏立圣德碑。碑楼建好后，吐突承璀奏请翰林学士为其撰写碑文，并准备了丰厚的润笔费。李纯将这一肥差交给了当时还是翰林学士的李绛。李绛不仅没有欣然接受，更直接上书云：“尧、舜、禹、汤，未尝立碑自言圣德，惟秦始皇于巡游所过，刻石高自称述，未审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不过壮丽观游，岂所以光益圣德！”言下之意，你李纯如果刻石记功，就是秦始皇；如果放弃，就离尧舜禹汤近了一步。李纯只好下令推倒碑楼，吐突承璀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也只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悻悻的将碑楼推到了事。
看起来，道德君子李绛似乎更适合执掌朝政，其实不然。李绛是天生的幕僚和军师，是适时提出建议的旁观者，却不是一个理想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的价值，在于语言，在于用冷静的大脑，对形势作鞭辟入里的分析，适时提出合理的建议，为天子的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在与李绛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李吉甫落尽下风，其人品似乎也不如李绛，但李吉甫是天生的执行者，他的价值在于行动，雷厉风行的行动。整个外朝，在他的控制下，有条不紊的为武力削藩作着准备，改革官制，整军备武……，一切都是为了那个最终的目标，削藩，武力削藩。
李吉甫相信，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的死，为长安送来了东风。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将魏博节度使的任免权重新抓到长安手中的机会。李吉甫激动万分，屡次上疏，请求讨伐魏博。一直在守株待兔的李纯，这次也不由的怦然心动，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
关键时候，李绛站了出来，他告诉蠢蠢欲动的天子，不要用兵，也无须用兵，此时，长安最应该做的就是继续等，静观其变，然后伺机而动。李绛断言，不久之后，魏博就会有新的变故发生。李绛如此言之凿凿，当然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根据的。
节度使的日子并不像表面那样光鲜，其实，一直以来，他们需要应付的麻烦事一点也不比长安的天子少，比如长安的征讨，比如邻居的挑衅，比如部下的背叛。尤其是最后一点，时刻准备着背叛长安的节度使们也要时刻防备着部下的背叛，为了尽可能的将可能的背叛扼杀在萌芽状态，节度使们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妙招。这个所谓的妙招，叫做分兵。具体情况是这样的：节度使将自己的军队，当然，是一部分，拿出来，分别交给不同的将领，人为制造出统兵将领之间的势力均衡，使他们相互牵制。如果有谁想发动叛乱，他就会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如果单干，力量就会比较单薄，那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只要不是脑残，谁也不会作这样的傻事；单干有危险，广泛结盟的危险系数一点也不比单干低，因为造反这样机密的大事，自然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否则，人多嘴杂，保不齐就有哪位仁兄，或有意，或无意的就将秘密泄露出去，没准你还没有来得及行动，脑袋已经被人摘了下来。这样危险，那样也不安全，那些统兵将领们就只剩下一条路，老老实实的待着，只有这样，心里才会比较踏实。几十年来，那些骄横的藩镇就是仗恃着这个所谓的分兵政策，控制着手下那些骄兵悍将。
但是，这个貌似完美的御人之术，其实并不完美，因为它有一个漏洞，唯一的漏洞，却也是致命的漏洞。李绛发现了这个漏洞，所以，他准确的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魏博将会发生什么。
这个唯一的漏洞，就是人，操纵这一制度的人。任何一种规则，任何一种制度，无论多么完美，都需要由人来完成。这个所谓的分兵政策也不例外，它能够完美运转的前提，就是节度使要有一定的威望和过人的智慧，或者换一种说法，这个人必须足够狡诈。战火中走出的田承嗣，无疑具备这些条件，他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大棒，该赏的赏，该罚的罚，将那些桀骜不驯的将领们收拾的服服帖帖。而田怀谏还只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既谈不上有什么威望，更谈不上狡诈，至于他的母亲元氏，不过是一介女流，见识也高不到哪里去。如此一对母子组合，行事难免颠三倒四，不合体统，最终必将导致人人不忿，个个怀怨，这就大大提高了统兵将领联合叛乱的可能性和成功率。到那时，田怀谏的结局不外乎两种，要么被乱军杀死，要么被送到长安处死。
如果叛乱成功，不管谁将接替田怀谏的位子，都将面临相邻各道的挤压。因为节度使们最忌讳的就是部下的叛上作乱，虽然他们也经常这样干。那时，如果魏博不投靠长安，必将被相邻诸道捣成粉末。因此，长安需要作的，不是发兵征讨，而是操练人马，制造声势。如此，不出数月，魏博就会主动归附长安。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才是上上之策。
不久，具体的说，是一个多月之后，长安接到了魏博监军的奏报：魏博军士，把田怀谏赶出了牙门，推举牙内兵马使田兴为留后。又不久，具体的说，是几天之后，李纯接到了魏州飞马送来的魏博六州的地图，以及坐待诏命的奏疏。田兴用这个举动，向长安，也向世人宣布，魏博从此归顺长安!
不出李绛所料，魏博一个幼稚的孩子和一个无知的妇人，将一切繁琐的军政事务都交给了身边的家僮。蒋士则，一个身份卑微的家僮，由此一跃成为魏博军政事务的实际操纵者。一个家僮，自然没有远大的志向和处理军政事务的能力，他唯一感兴趣的就是钱，大把的钱。他丝毫不管你是贤能的，还是平庸的，甚至是臭名昭著的，只要送我钱，拍我马屁，就是我喜欢的，我就升你的官；反之，就是我所憎恶的，我就降你的职。总之，凭一己之好恶，调易诸将，终于导致诸将的不满和愤怒。现在，他们缺少的只是一个有一定威望，众人都认可的领导。恰巧，牙内兵马使田兴来了。
田兴，是一个神童，很小的时候就精通兵法，弓马娴熟，为田承嗣所激赏，曾对田兴的父亲说：“他日必兴吾宗”，于是，起名为“兴”。田季安继任魏博节度使，想起爷爷的话，加封田兴为兵马使。但好景不长，二田之间的蜜月期很短，就草草结束了。导致二田关系紧张的起因是田季安的残忍好杀，正直的田兴自然看不惯，屡屡进谏，田季安不仅不加以收敛，反而疑心生暗鬼，认为田兴在收买人心，必定有所图谋，因此，将其贬为临清镇守，并欲寻机加害。万般无奈的田兴只好使出杀手锏，屡试不爽的避祸绝招，这个绝招，当年的司马懿老先生也曾用过，那就是装病。从此，田兴就得了风痹，整日卧病在床，终于逃过了杀身之祸。不久，田季安死了，年仅十一岁的田怀谏继位，因为田兴深得人心，特地将他召回，恢复了他兵马使的职位。
接到任命的田兴凌晨入府，刚刚进门，就吓了一大跳，因为他被包围了，被几千人团团包围了。但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更令他惊惶不已，以至于坐到了地上，因为这几千名将士齐刷刷跪在了他的面前，请求推举他为留后。勉为其难，田兴接受了将士的请求，却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不准伤害元氏母子；第二，严格遵守朝廷法令；第三，申版籍，清官吏。
数千将士一拥而入，将元氏母子强行迁出了节度使牙门，田兴为他们另行安排了住处。当然，魏博的这些骄兵悍将绝不是吃斋念佛的善男信女，人总是要杀的，比如那个不可一世的蒋士则，一个身份卑微的家僮，一个得志便猖狂的跳梁小丑，最终变成了刀下亡魂，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如果没有田兴的约法三章，估计元氏母子也逃不脱一刀两断的命运。
说起来，魏博田怀谏和成德李惟岳的经历惊人的相似，但最后的命运却迥然不同。嗜杀的父亲，骄纵的家奴，部下的反叛，李惟岳的故事仿佛正在田怀谏的身上又一次上演，但田兴不是王武俊，所以，哭哭啼啼的李惟岳还是被三尺白绫结束了生命，而田怀谏虽然失去了魏博节度使的位子，却换来了一生的平安与富足，从这个角度讲，田怀谏绝对是得大于失，而这一切，都是拜田兴所赐，田兴还真是个厚道人啊。
厚道的田兴一坐上魏博留后的位子，就立刻作了一件更加厚道的事，归顺长安。其实，田兴作出这种选择，并不仅仅是形势所迫，更因为他是一个心怀忠义的人。
田兴的忠义源自于家庭的熏陶，他的父亲田庭玠就是一个这样的人。那还是田悦担任魏博节度使的时候，那时的田庭玠是节度副使，他对田悦屡屡抗命的行为很不以为然，多次劝谏田悦应谨守臣节，无奈田悦不肯听从，无计可施的田庭玠竟然忧愤而死。
田兴继承了父亲的忠义，却远比自己的父亲更加聪明，所以，当忠言逆耳，生命受到威胁时，他没有像父亲那样忧愤而死，而是用智慧保住了自己的有用之身。风云变幻之际，田兴敏锐的抓住了机会，从而将整个魏博引向一片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