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塑造的众多武侠人物中，萧峰以不争的事实名列群雄之首。金庸本人也说过，他最喜欢的武侠人物，一个是杨过，一个是萧峰。萧峰其正刚如洪七公，其侠义比郭靖，其用情之专如杨过，其擅操权柄如陈近南，其豁达如令孤冲……而最使人感慨的却是萧峰身上那荡气回肠的悲剧意识。萧峰的英雄形象也正是随着其悲剧命运的不断加深而得以完善并最终确立的。萧峰的悲剧是多种因素造成的。本文试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萧峰形象的悲剧意识。
一、时代的非剧
《天龙八部》所写的故事发生在北宋年间，当时的北宋王朝北有西夏厉兵秣马，东北有大辽虎势眈眈，西有吐蕃蠢蠢欲动，西南有大理占据一方。四个国家对北宋形成包围之势。然而鉴于宋太祖陈桥兵变，皇袍加身之故，北宋历代统治者均不同程度地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加之统治者昏庸腐败，朝廷内奸佞当道，致使宋朝在对外的战事中败多胜少，尤其是与兵强马壮的辽国的交战中可谓屡战屡败。长年的战争使得民族矛盾不断加剧。时有宋人称辽人为“辽狗“，辽人称宋人为“宋猪“。在民族关系恶化发展到民族仇恨、民族仇杀的年代，个人只能为本民族的利益去战斗、去牺牲，谁战斗最勇敢、牺牲最壮烈，谁就会受到人民的尊敬，就是本民族的英雄。在这样的年代，人们关心的是战争的胜负及战利品的多少，而不是战争的正义与否。如果有人去考虑战争的正义与否，想阻止本民族的非正义战争，那么等待他的将是厄运，因为只有这样的几条路可以由他选择：一是死谏，那么他将作为忠臣而被杀害；一是躲避，那么他将作为懦夫而被讥讽；一是违心参加战争，要么战死，要么一辈子受良心的遣责。
萧峰是契丹人（辽国人），却在大宋长大，以小受到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加之恩师少林寺玄苦大师的谆谆教诲，又经过前任丐帮帮主汪剑通的重重考验，可谓当时一代杰出青年，且统领当时第一大帮--丐帮屡抗辽军，责任重大，故萧峰绝不可能做出有损大宋之事（即使在他明白自己身世之后）。而作为契丹子民，萧峰当然不会继续助宋抗辽，他所能做的就是尴尬地活在宋辽之间，力求维持两国和平。（虽然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萧峰却不能不做。）耶律洪基兴兵南征，萧峰当然不会参战，其英雄的性格决定了他也不会躲避，所以萧峰选择了死谏，结果被囚。萧峰知道，失去了辽国这一最后的存身之处，他已无处可去。虽然在中原豪杰的协助之下逃离了辽国，但面对雁门关外执意灭宋称雄的大辽君主，面对天下无辜的百姓，他进退维谷。于忠，臣子理应为君王攻城拔寨；于孝，玄苦及乔氏夫妇都已命丧亲生父亲之手；于仁，实不愿再见到宋辽两国生灵涂炭；于义，结拜兄弟生死实系于自己脑海一线间。大辽是生他的国度，大宋是养他的国土。雁门关外与阿朱私定终身，到头来，塞上许约已成空；雁门关内，父母冤死；雁门关外，救军民于水火。如今，为了天下苍生只能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萧峰而求天下太平。雁门关外又成英雄的归栖之处。对于生死，萧峰是早已将之置之度外的，在失手打死阿朱之后，萧峰其实已萌死志，只是突然发现段正淳并非自己要找的“大恶人“，阿朱的代父受死更是成了最大的无辜，追查真凶的信念使其“消了自尽的念头“。“我误中奸人毒计，害死了阿朱，现下要去找这奸人，先为阿朱报仇，再追随她于地下。”（1）很显然萧峰并非惧怕死亡，而是不想糊里糊涂地死去。如果说他真有所恐惧的话，那就是恐惧死亡的意义。为天下苍生而死，或许是他对此所做的最完美的选择，也最终完成了其英雄的壮举。
马克思讲，任何时代都要有自己的英雄人物，否则，它就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人物出来。萧峰就是被创造出来的北宋时代的英雄，他永远属于那个时代而无法超越时代，其悲剧的必然性同时加重了其悲剧性。萧峰的悲剧是民族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二、命运的悲剧
在《天龙八部》一书中，萧峰是被塑造得近乎神一般完美的武侠人物。从杏子林“商略平生义“到“虽万千人，吾往矣“；从少林寺外一声断喝：“谁说星宿派武功胜得了丐帮的降龙十八掌？“到燕云十八骑倚马畅饮英雄洒；从慨叹“萧某大好男儿，竟和你这种人齐名、“到“杀母大仇，岂可当作买卖交易……这等肮脏之事，岂是我萧氏父子所属为！“到雁门关外“教单于折箭“，为天下苍生饮箭而死。萧峰的出场时时透出一种英雄气概。金庸自始至终都在尽力完善萧峰的形象，萧峰不仅是武学上的奇才，而且是道德上的完人。金庸将他写得这样十全十美，正是为了写英雄无路，命运弄人的悲剧，其形象越完善，悲剧结果的悲剧性就越强。
萧峰之死死于命运的捉弄。他追求自己对命运的掌握，萧峰对自己是十分有信心的，这特别表现在少室山下那句“萧某大好男儿，竟和你这种人齐名“。他卑视的是慕容复的品格，相反，萧峰对自己的品德要求是极高的。他痛斥慕容博的野心，揭穿慕容博的阴谋，使读者大感快慰，同时也体现着其对伦理德法的尊崇。萧峰的悲剧类似希腊神话中的悲剧，其悲剧的起源不是性格上的缺陷，而是来自对命运和神的挑战。与之相近的是俄狄浦斯的故事。为了让俄狄浦斯的悲剧性加重，特别增加了人面狮身的斯芬克斯的谜语解答，这个情节就是为了使俄狄浦斯英雄化，为他与命运的斗争提供基础和资格，只有一位不是凡人的神话英雄与命运抗争的悲剧才能体现命运的真正悲剧性。杏子林丐邦除叛，聚贤庄面对天下英雄就是萧峰的“斯芬克斯“，这些描写与情节就是为了将人间英雄萧峰神话化。
复仇并不是萧峰追查的真正原因，对命运的不屈服，才是促其追查的真正理由。萧峰可以接受失败，却无法接受不明真相的失败，正如他可以去死，却不能糊里糊涂地去死一样。事件的真相，命运的真相对萧峰而言远远超过了复仇的成功与失败的这些小节。在阿朱死后，萧峰的殉情之心一遇到阿朱冤死的这一事实，马上就烟消云散了。上面已经提过，对萧峰而言，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亡没有意义，对生命意义和命运意义的执著追求，导致了萧峰的悲剧。群雄会上对死意义的怀疑，促使萧峰追查“大恶人“，致使阿朱的死亡；对阿朱死亡意义的怀疑，促使萧峰最终追查到的“大恶人“是自己的父亲；对在辽国的叛乱中死亡意义的不甘心，促使萧峰在两军阵前擒敌主帅，成了辽国南院大王。最后在雁门关外的自尽选择终于完成了这一死亡的意义。对神话性的英雄萧峰而言，命运的发展他并不关心，但对命运的抗争，自我体现的这个意义则是萧峰这个英雄希腊式悲剧的起始与主题。
三、家庭悲剧
萧峰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是其父亲萧远山造成的。萧峰不能责怪父亲，他的冤枉，才是真真正正的有冤无处诉。萧远山的武功也师承宋朝武人，正因如此，他曾立誓终生不杀一个宋人，然而目睹爱子、娇妻无辜惨死，一怒之下，一连杀了十几位中原武人。如果仅此而已，读者也能理解其当时的心情，仍会投之以同情和怜悯。但当他发现爱子未死，且自己跳崖侥幸存活之后，他便萌发了复仇的念头。他的报仇手段可谓既凶且蛮。他故意潜入少林寺中，把武学典籍瞧了个遍，并暗中追查真相。当萧峰身份被揭穿后，萧远山一连杀死了谭公、谭婆、单正、玄苦大师，甚至连不懂武功的无辜的乔氏夫妇也冤死在他的掌下。杀人的理由只是他们故意隐瞒事情的真相。这一切都被算到了萧峰的头上。对此萧远山并不在意，甚至基于一种“人家冤枉我，我便给做人家瞧瞧“的偏激。使萧峰蒙冤，似乎旨在证明南朝汉人很会冤枉人。当萧峰知道真相后，胸口一酸，愕然道：“这些人既是爹爹所杀，便和孩儿所杀设有分别，孩儿一直担负着这名声，却也不枉了。”（3）言语中充满了无奈和凄凉。人死已然不能复生，但对作为凶手的父亲却也无可奈何，中间充斥着浓烈的悲剧色彩。
其次，阿朱的出现及死亡是萧峰悲剧的又一个重要因素。萧峰与阿朱虽无夫妻之实，但随着阿朱的死亡，却已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因为在萧峰的心中，阿朱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我既误杀阿朱，此生终不再娶，阿朱就是阿朱，四海列国，千秋万载，就只一个阿朱。岂是一千个、一万个汉人美女所能替代得了的？”（4）在小说中，与萧峰相对应，阿朱也被塑造成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女人。她处处为别人着想--从段誉有难而出手相救，到涉险为慕容复偷取武功秘笈，从对萧峰的默默支持到代父受死，即使最终为父亲而死在萧峰掌下时，其中另一个原因却是担心萧峰从此和大理段氏结下仇冤，而萧峰也未必能胜过段氏的“六脉神剑“。当萧峰最终明白阿朱的良苦用心时，心中一酸：“我……我契丹一介武夫，怎配消受她如此深情厚恩！”（5）阿朱的死，是萧峰心中永远无法解开的结。
整个《天龙八部》最赚人泪下的场面，当属阿朱之死。萧峰抱着她的遗体，根本无法接受她已永远不会再活过来的事实。
“她抱着阿朱，呆呆地坐在堂前，从早晨做到午间，从午间又坐到了傍晚……”（6）
“他抱着阿朱的尸身，走到土坑旁将她放了下去，两只大手抓起泥土，慢慢撒在她身，但在她脸上始终不撒泥土。他双眼一瞬不瞬的瞧着阿朱，只要几把泥土一撒下去，那便以此不能再见到她了……”（7）
“萧峰跪在坑边，良久良久，仍是不肯将泥土撒在阿朱脸上。突然之间，他站起身来，一声长啸，再也不看阿朱，双手齐推，将坑旁的泥土都推在她身上脸上……”（8）
其实，在萧峰亲手将阿朱埋掉的同时也埋藏了自己一半的生命，他要活下来的理由是要为冤死的阿朱及乔氏夫妇，谭公、谭婆报仇。如果没有阿朱，萧峰的悲剧色彩将大大折扣。
四、传统文化的悲剧
萧峰是金庸创造的一个充满正统与人性矛盾的悲剧人物。是金庸对传统文化中一些东西的批判，与岳飞的愚忠相比，金庸赋予了萧峰更复杂的矛盾和人性化内容。
萧峰生在辽国，是契丹人，却在中原长大。他从小受到的是儒家正统文化的教育，几乎与契丹没有接触。养育他的乔三槐夫妇都是忠厚朴实的山民，住在声名远扬的少室山（少林寺）下，自不免受到少林寺僧众的影响，加之又有得道高僧玄苦大师的有意教化指点，既授“艺“又传“义“，使得萧峰一步步走上了忠孝节义，心系天下的正统英雄之路。萧峰七岁时手刃见死不救，恃强凌弱的邓郎中，虽说是因自身受了宛冤枉，意气所致，但也初步显了其除暴安良，维持正义的侠义精神。在后来的成长中，萧峰凭借一身“蔑视天下的武功“和侠义忠孝之心顺利地作了当时第一大帮丐的帮主，成了天下第一英雄。萧峰率领丐帮兄弟多次击败西夏和契丹武人的挑衅偷袭，刀斩敌军统领，屡建奇功。然而不管萧峰为丐帮为大宋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其帮主之位和“天下第一大英雄“的称号都是名不正，言不顺。因为他骨子里流的是契丹人的血。这在当时民族矛盾异常激化，甚至相互仇杀的年代，是绝对不能被中原群雄甚至包括萧峰本人所接受的。当他的身世大白于天下之后，顷刻间人人敬仰的在天下第一大英雄沦为人人唾骂的“契丹杂种“。
最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是萧峰本人。他率丐帮抗契丹的忠宋之举却成了对契丹君主的叛逆与不忠。作为被儒家正流文化熏陶出来的传统英雄，萧峰无法解决这一矛盾，也无法避免这一悲剧的发生。“君为臣纲“然而他该孝忠于哪个君主呢？作为契丹人，于忠，他理应为大辽尽忠报国，然而他却不可能对养育他的大宋用兵。正如他所言，“我对大辽尽忠报国，是在保土安民……”（9）然而这种态度无论是对大宋国皇帝还是辽国君主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父为子纲“，生身父母命丧中原武人之手，于孝，其理应为冤死的母亲报仇，但却无法面对中原武林。养育他的乔三槐夫妇死在生父萧远山的掌下，萧峰也不可能杀了生父为养父母报仇。于仁，他理应阻止宋辽两国兵戎相见，然而此举又失了兄弟之情，君臣之礼，更要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于义，与辽主耶律洪基有结拜之情，与大宋的群豪却有生死之交。无论萧峰如何选择，始终都无法逃避“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传统道德的束缚。他的一生都活在“欺师“、“灭祖“、“欺君“、“无后“的矛盾之中。这对于传统英雄萧峰而言是无法接受的。萧峰的死，死于造就他成为英雄的同一种东西--传统文化。于是萧峰的悲剧在传统文化的范畴内就有了不可疗救的必然性。
萧峰是金庸武侠群体中形象最完美，也最受金迷们及金庸本人所喜欢的人物之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萧峰身上所显现出来的那个特定时代的传统文化范畴之内的不可疗救的悲剧性。萧峰对命运的不屈的抗争和对生命意义的执著的追求在读者内心深处产生了共鸣，更多地体现着人们对崇高的完美的人性追求和探索及对美满幸福的家庭的珍惜和向往。这也正是萧峰悲剧意识价值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