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现煤和使用煤的国家，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已认识到了煤的可雕刻性，用煤玉（也叫煤精，是一种质地致密坚硬的煤）来雕刻成各种装饰艺术品。近年，辽宁沈阳市新乐遗址中出土了四十六件煤玉雕刻品，其原料就是采自今抚顺西部煤田［1］。陕西宝鸡也出土了一批西周时期的煤玉雕刻物［2］。
而就认识煤的可燃性功能来说，我国差不多从两汉时就已知道了以煤作燃料。对两汉时河南古荥镇冶铁遗址的掘，“现有一座窑的火池中现煤渣和煤饼，可能用煤作燃料”。［3］在河南巩县铁生沟两汉冶铁遗址中也现了原煤块、煤饼、煤渣［4］。从古文献方面说，《水经注》引《释氏两域记》说：“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石炭即煤炭）［5］。《后汉书》刘昭注引《豫章记》曰：“县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燃以爨”［6］而关于此时期我国用煤的记载还有一些，因本文讨论的重点不在此，故不具录，上引二书均已佚。《释氏西域记》据梁启、岑仲勉考证为东晋释道安所著［7］。《豫章记》则为南朝刘宋人雷次宗所撰［8］。若仅以上述两书的成书年代来计，则我国至迟在两晋、南北朝初期就已有了以煤炼铁和炊事的明确记载。可是，在此之后直至宋代的这数百年里，有关我国用煤的文献记载一直很少。至于考古研究方而，则除了现两汉冶铁用煤的遗址外，从两汉以后到宋以前这段时期中均未现其它与煤炭有关的遗迹。当然，将来利用考古和古文献，我们肯定还会现一些此时期、或是更早一些时期我国用煤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说，宋代已是我国广泛应用煤炭的时代则是没有疑问的。为什么我国在公元前后就已知道用煤作燃料，而要等到十世纪后半叶以后的宋代，社会生产领域才开始广泛用煤？这是本文所将探讨的问题之一。本文主要是对我国北宋时期的炭煤生产及其应用状况从面上到点上的分析与研究。
一、传统燃料的危机
木柴、木炭是人类古代数千年乃至数十万年来的传统燃料，它们源于地球上的森林资源。树木虽可再植，但不为古人所重。并且人工植树也远远赶不上人类乱砍乱伐的度。最初，当聚落周围平地林木被伐尽时，人们的砍伐会推向远处、或山谷；而当这种中程砍伐也成问题时，就只有进行跨地区的远程砍伐，甚至是到最边远的山区。我国到了宋代，森林资源更为减少。当时沈括曾为此而浩叹：“今齐、鲁间松林尽矣，渐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9］。就是最高统治者也感到了“伐材采木、山谷渐深，辇致劳苦”的艰难，而下诏“宜检约之”［1o］。林木资源的减少势必也影响到宋代的燃料使用。史载：“河朔、山东养蚕之利，逾于稼穑。村人寒月盗伐桑枝以为柴薪，为害甚大”［11］。黄河流域的蚕桑事业自北宋以后开始衰落，看来同这种挖肉补疮的蠢事分不开。而这种伐桑枣为柴薪的现象还在北宋开国之初就很严重，因此，太祖建隆三年就有“禁民伐桑枣为薪”之诏［12］。并且对犯此禁者惩处很重，《续资治通鉴长编》说：“祖宗时重盗剥桑柘之禁，枯者以尺计，积四十二尺为一功，三功以上抵死”［13］。尽管朝廷量刑很重，但往往“每有败获，估赃不多，薄刑不足以戒。欲禁系以苦之，则惮于囚众”［14］。显然，伐桑、枣为薪的人实在太多，而有囚满为患、法不制众之势，官府才会有“惮于囚众”之惧。甚至军队中也出现“辄入村落伐桑枣为薪”的现象”［15］。到后来，有人就干脆“岁伐桑、枣鬻而为薪”［16］。桑、枣树作为柴薪也进入了市场，足见这一违禁现象不仅广泛，而且是公开化了。它不仅反映了北宋时北方地区传统燃料危机的严重，而且也促成了这一地区蚕桑事业的衰落，而不得不被后起的南方蚕桑业所代替。从“河北难得薪柴”［17］的记载来看，河北路是北宋木柴危机最为严重的地区。
除了伐桑枣为薪外，最使北宋政府感到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所谓先圣先贤的灵迹、庙祠以及历代帝王、功臣的陵墓区的林木不断被人樵采为薪。对此，北宋王朝屡有禁令。如宋太祖时有“先贤邱垅并禁樵采”［18］之令。真宗时诏：“历代帝王陵寝申禁樵采，犯者所在官司并论其罪”［19］。而象这样的禁令，仅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统计，太祖时就有四个，真宗时又有十个［2o］。尽管政府一再三令五申，终不能禁止。熙宁十年时，“（唐太宗）昭陵，木已翦伐无遗。熙宁令：前代帝王陵寝并禁樵采”［21］。因为人的生存不能缺少燃料。所以，宋人为了找到燃料，也就什么都不顾忌了。
而在南方，由于经济开的时间要比北方晚得多，传统燃料的取给状况到宋代也要比北方好得多。只是到了北宋末期与南宋政权建立时，个别地方才出现了燃料危机问题。如：“今驻跸吴、越，山林之广，不足以供樵苏。虽佳花美竹，坟墓之松楸。岁月之间，尽成赤地。根枿之微。斫撅皆遍，芽蘖无复可生。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22］这是宋高宗南逃时，长江三角洲地区燃料危机的景象，也不亚于北方多少。不但山林有伐尽之势，而且佳花、美竹、镇墓之树也被砍伐到了掘底刨根的地步，草木连再生的机会也荡然失尽。这里，佳花、美竹的观赏价值，对于困于燃料危机绝境中的人来说，已远远不如将它们直接送入灶膛更有价值。而至于伐桑、枣为薪，樵采风景名胜区的林木又何足惜哉！
在这场危机中，缺薪之严重，莫过于北宋京城开封。上百万之众集中在一个聚居点上，燃料的供应本来就是个问题，而又处在木柴危机的年代，其生活、生产用能问题就更为突出。尽管北宋王朝从开国起就经常对运进开封的柴草、薪、炭给以免税优待［23］，以期增加开封之燃料来源。然而，绠短汲深、鞭长莫及。终北宋时期，开封的燃料紧缺状况未得缓和。大中祥符五年冬天，“民间乏炭，其价甚贵，每秤可及二百文。虽开封府不住条约，其如贩夫求利，唯务增长”［24］。为赈济寒冻之中的居民，“三司出炭四十万减半价鬻与贫民”［25］。雪中见炭的市民们奋而挤购，终于造成了“拥并至有践死者”［26］的惨重伤亡事件。此后几年，三司不得不仿常平仓之制，“于年支外，别计度五十万秤般载赴京，以备济民”［27］。大中祥符八年，“三司以炭十万秤减价出卖以济贫民”，“自是畜藏薪、炭之家无以邀致厚利而小民获济焉”［28］，开封的燃料紧缺似乎有所减缓。可是，好景不长，庆历四年正月，“京城积雪，民多冻馁，其令三司置场减价出米谷、薪炭以济之”［29］。而嘉祐三年冬天至次年春，可算开封缺薪年代中最为可怕的一年。史载：“自去年雨雪不止，民饥寒死道路甚众”；“今自立春以来，阴寒雨雪，小民失业，坊市寂寥，寒冻之人，死损不少，薪炭、食物，其价倍增”；“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称因为贫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妇女，冻死其夫，寻亦自缢，窃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胜数”［3o］。面对这触目惊心的惨象，仁宗皇帝也不能不节食减膳，以示“畏天忧民”之心，宋代年节中最为盛大、热闹的元宵灯会在这雪虐风饕，腥风惨惨之中也只好暂告停止［31］。元符元年冬，开封“市中石炭价高，冬寒细民不给。诏专委吴居厚措置出卖在京石炭”［32］。在这场传统燃料的危机中，石炭给北宋后期开封的燃料使用确乎带来了不少转机。难怪南宋人庄绰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33］。不过，终北宋一世，缺薪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开封。北宋末年，户部犹言：“京邑之大，生齿繁众，薪、炭之用，民所甚急，”“严冬祈寒有足虑者”［34］。
以上是民间的情况，而官府手工业凭借着政治的保障，按理不会存在缺薪的问题。可是，咸平六年，户部也不得不请示皇帝：“东、西窑务缺柴薪，乞置场收市”［35］。然而，京城本来就缺柴薪，若官再收买，势必更加深这一危机。所以，真宗皇帝只得“令省司别作计度”而已。［36］其后四年，也就“废东、西窑务，以薪蒸分给诸班直、诸军”［37］。就铜钱监来说，“饶州官市薪炭不能给，鼓铸分于池州”［38］。铁钱监方面，“嘉、邓以率买铁、炭为扰，自嘉祐四年停铸十年”［39］。大概就是因为邓州木柴越来越少，这里的人才明了烧巨竹成竹炭来炼铁［4o］，以竹柴顶替告缺的木柴。
正由于木柴、木炭这一传统燃料短缺的危机，才为煤炭在宋代的深入掘、广泛应用提供了时机和广阔的市场。因此，早在两汉时就已被我国用作炼铁燃料的煤炭，在长期未被重视以后，才得以在宋代重展新姿。
二、矿业开与燃料
宋代是中国古代冶金手工业飞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元丰元年，其铜产量高达一四，六o五，九六九斤［41］，几乎是唐代开元十五年铜产数的五十五倍［42］。宋代的货币铸造额之高，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独一无二的。“国朝初，乎江南，岁铸钱七万贯，自后稍增广，至天圣中，岁铸一百余万贯，庆历间至三百万贯；熙宁六年以后，岁铸铜、铁钱六百余万贯”［43］。这样高的铸币额前朝没有，其后也没有哪一个朝代能出其右。铁产量，在治平年间达到了宋代的最高额，年产八，二四一，oo一斤［44］。几近唐开元十五年的四倍［45］。这个产量，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手工操作的古代农业社会是很可观的。
宋代也是中国制瓷业大放异彩的时代。经唐代奠基的瓷器生产，入宋始臻于大成，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瓷窑遍布全国，其品种、产量及工艺均远远越了唐代。各类精粗瓷器不仅满足国内的需要，而且大量运销海外，使瓷器在继古代丝绸出口之后，一跃成为大宗出口商品。宋人也说当时外贸商船“货多陶器”［46］。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冶金手工业的迅展，还是制瓷业的大踏步前进，都与燃料息息相关。没有燃料，这些行业都会一无所成。在煤被普遍使用以前，冶金和制瓷手工业所消耗的燃料是传统能源木柴木炭。而木材出木炭率大约是3o%，按o.8号/1立米的材积比重来算，烧制一吨木炭约需四立方米多的木材。“古代每炼一吨生铁耗用木炭可能要四、五吨左右或更多些”［47］。另有人估计要耗七吨木炭［48］。这里姑且取其二者之中数，以炼一吨铁耗木炭六吨计，假定治平年间的生铁全以木炭来炼，那么，一年炼生铁（八百多万斤，）将约耗十二万多立方米的木材（换算中的重量是根据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中宋代一斤等于五九六.八二克的比例来计的）。耗去这样多的木材所得到的生铁还只是初级产品，要把它们加工成各种器皿用具、武器、农具、铸币或炼钢，这种再溶炼，又将烧掉多少木炭。不言而喻，铜器和铜铸币的生产也同样是如此。而根据明代炼铜，“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以每秤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49］比例估算，炼铜消耗燃料数倍于炼铁。此外，陶瓷业、煮盐业、酿酒业、金、银、铅、锡、矾矿冶业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用能与各种木器的制作，建筑用材、毁林开荒等等，一年耗用木材将以千百万立方计。如从五十万年前北京猿人学会用火算起，累计到宋代，所耗费的木材数将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而这是以砍伐森林资源为背景的，以迄宋代，林木资源寥寥可数，而生产、生活所需能源孔急，终于形成了上述的传统燃料危机。重新估价和广泛开、应用煤炭能源也就自然地落在宋人身上。而我国煤炭蕴藏资源丰广，则提供了广泛采用的有利条件。在煤田不易现的地方，人们也会找到别的木柴代用品。如“蜀又有竹炭，烧巨竹为之，易燃无烟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铁，烹炼利于竹炭，皆用牛车载以人城”［5o］。这是南宋初年6放翁之见闻，可见竹炭之用，北宋时便已有之。
在寻找新的燃料能源的同时，宋人也开始注意到了节约能源的意义。在京畿路造酒业中，就有人明了一种新型节能灶，曰连三灶。史称：“畿内酒坊等处连三灶，岁省柴四十余万斤，推之陈留一县，省三十二万斤，约诸州岁省柴钱十六万缗”［51］，可见这一新型节能灶的明与推广，确实节约了大批燃料。仅陈留一县，一年便可省三十二万斤柴，数目可观。
就象下文要说到的那样，宋代矿冶手工业的展需要，必然要促进煤炭的广泛使用；而煤炭的广泛应用，又大大地推动了宋代矿冶业的展。关于此，宋人苏轼的《石炭诗》作了最好的说明。原诗解题云：彭城旧无石炭。元丰元年十二月，始遣人访获于州之西南白土镇之北，以冶铁作兵，犀利胜常云：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城中居民风裂肝。
湿薪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磊落如□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
投泥泼水愈光明，烁玉流金见精悍。
南山栗林渐可息，北山顽鑛何劳锻。
为君铸作百炼刀，要斩长鲸为万段［52］。
这诗揭示了北宋冶铁手工业与煤炭的依存关系。徐州是北宋重要的产铁地之一，“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53］。但木柴燃料的危机，它也未能幸免而同样奄奄一息。后苏轼派人在本州白土镇找到了煤，才给徐州恢复了生机，带来“根苗一浩无际，万人鼓舞千人看”的欣欣景象，给冶铁业开创出了一个“烁玉流金见精悍”的崭新局而。造出的兵器也比以往的锋利。由于有了煤炭，此后几年，徐州岁制的诸般兵器、上供简铁“数目浩瀚”。而且新“置徐州宝丰监，岁铸钱三十万缗”［54］。煤炭确实把徐州的铁冶技术和生产能力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手工业生产用煤
北京钢铁学院曾对出土的宋代生铁实物作过化验分析，其鉴定为“生铁普遍含硫较高，一般较汉代高四至五倍，个别则有含硫高达1％。除个别的可能是用特殊的高硫矿而外，多数则可能是用煤冶炼”［55］而由于煤炭（不包含焦炭）自身含硫所致。科学鉴定已表明宋代的生铁多由煤炭炼成，这在文献中也是有所反映的。
先看北宋的河东路（约当今日我国煤炭基地之一的山西省大部分地区，煤田遍布该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县），仁宗时，因西北用兵，曾在该路晋、泽、石三州及威胜军等地就地利用铁、煤资源铸造大、小铁钱，以助陕西军费［56］。于是引起民间私铸，河东货币一时大乱。当时知泽州李昭遘说：“河东民烧石炭，家有橐冶之具，盗铸者莫可诘”［57］。因为河东民间私铸铁钱也是用煤炭。当时知太原府韩绛说：“本路铁矿、石炭足以鼓铸公钱”［58］。而且从李昭遘说的“民冒山险输矿炭、苦其役”［59］的情况来看，铸钱的煤炭往往是以赋役形式取自老百姓。熙宁八年，神宗皇帝一次就诏令“河东铸钱七十万缗外，增铸小钱三十万缗”［6o］。可见此地煤、铁产量之多。也才会造就了一批“以地寒民贫，仰石炭以生”［61］的人。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消费，河东是不可能出现这样一批以煤炭为生计的人的。河东铸钱是用煤炭，而炼铁及其它铁器制造业也离不开煤炭。在宋代许多谈及河东冶铁的文献中，每每是“铁、炭”并提。如“河东铁、炭最盛”［62］，这表明河东冶铁业已和煤炭结成了不解之缘。
地处我国淮北煤田带上的徐州，其冶铁、兵器制造业依靠煤炭的现才被救活，并得到展，见前引《石炭诗》。再看煤炭储藏量最丰富的华北地区。
河北路的磁、相二州是宋朝的主要产铁地之一。宋初就在此各设务、监［63］。沈括言：“今河北磁、邢之地，铁与土半”［64］。据《宋会要》所载，磁州武安县固镇冶务，年产铁一，四，二六一斤，元丰元年，年产达一，九七一，oo一斤［65］，占同年宋代铁产总量五，五o一，o九七斤［66］的35.8％强。足见磁州铁矿资源之雄富。熙宁八年，沈括察访河北，“至磁州锻坊，观炼铁，方识真钢”［67］。这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百炼钢”，其独特的锤炼工艺因沈括之记才名垂青史，这也是与磁、相二州地处我国重要煤田地带有关。二十多年前，我国考古工作者就在原属宋代相州治内的鹤壁市［68］掘了一个宋代的大型煤矿，矿井口直径二点五米，井深四十六米，其中较长的四条开凿巷道总长五百多米，井下还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开采规模与今天鹤壁市中新煤矿开采范围差不多［69］。以古代的标准来衡量，其开采规模之大、产量之多是可以想见的。而这一重大考古成果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人们要问这个大型古煤矿当时是以什么形式来，经营？其产品是否进入市场？与它相适应的消费市场范围有多大？是否用作手工业的燃料？哪些手工行业在使用煤？等等。这里，本文初步探讨其中的某些向题。据《宋会要》天圣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记载：“陕州西路转运使杜詹言：欲乞指挥磁、相等州所出石炭，今后除官中支卖外，许令民间任便收买贩易。从之”［7o］。可见，磁、相州煤炭的买卖权在天圣四年以前是由政府垄断的。此后，经人所请才许民间收买贩易。如果没有一个较大的消费力量在刺激，相州鹤壁古煤矿这样大的开采规摸是不可能形成的。一定的生产规模是与一定的消费市场相适应的。这个消费刺激就是来自本区磁、相二州达的冶铁手工业。正如前文已见，磁、相二州是北宋的主要铁产地之一，相州是宋初的四大铁监之一［71］，而紧连相州之磁州，仅其武安县固镇冶务一处年近二百万斤的铁产数，就占了北宋生铁年总产量的1/3强。在古代，这样小的地方生产出这样高的铁产量，只有利用本地便利的煤炭资源为动力才能办到。关于磁、相州以煤炼铁的生产情况，从该地的造船业用煤情况中也能见其一斑。天圣六年（公元1o28年），“京西转运使杨峤言，澶州浮桥用船四十九只……。请自秦陇同州伐木，磁、相州取铁及石炭就本州造船。从之”［72］。再从此后十年，即景祐四年（公元1o37年）“徙相州造船务于天雄军”［73］之记载来看，景祐年以前，磁、相州不仅已有造船手工业，而且是使用煤炭冶制船只所需之铁钉、铁锚、铁链等铁器。这说明木船制造业也是用煤炼制量不甚多之铁器，由此可见，整个磁、相州最为达的冶铁业、制造兵器的都作院（如前述磁州锻坊。相州都作院一次就能造箭33万枝［74］。）必然要以煤炭为其生产资源，因为“河北难得薪柴”（见前［17］）。邢州与磁州一样“铁与土半”，富有铁矿资源。史载邢州棊村冶每年铁产量一，七一六，四一三斤，元丰元年高达二，一七三，二o一斤［75］。产量在磁州之上。邢州是否也用煤炭炼铁呢？据《长编》卷一一一明道元年九月己丑记载：“废真定府石炭务”。如何要废？此可不论。但它却说明了真定府产煤炭，朝廷才会有石炭务。而今日河北重要的井陉煤矿正属于宋之真定府。其南隔赵州就是邢州，于此，邢州的经济地理位置便可一目了然：其上为产煤之真定府，其下又紧接磁、相二州的煤矿。对于富有铁矿资源的邢州冶铁手工业来说，正是上下交济、左右逢源的最佳地理位置。就近取煤炼铁，何须再往别处去考虑燃料供应。难怪邢州铁产年领要高磁州一筹。如果我们将刑、磁二州元丰元年的铁产量相加，它们正好占同年宋代铁产总数的75.3％强。这是一个令人咋舌的比例，但，它确乎是邢、磁二州得天独厚的煤、铁化合的结品。在“河北难得薪柴”的情况下，只有煤炭才能使这小小的地区在古代创造出这一高产奇迹。
宋人朱弁在谈煤炭时曾言：“今西北处处有之”［76］。北宋朝的西北就是指陕西路广大地区。元丰年间，沈括曾任职于陕西延安地区［77］，关于这一地区的煤炭情况，他说：“造煤（煤在此指制墨用的烟灰）人盖未知石烟之利也，石炭烟亦大，墨人衣，予戏为延州诗云：二郎山下雪纷纷，旋卓穹庐学塞人。化尽素衣冬未老，石烟多似洛阳尘”［78］。这段《梦溪笔谈》“石油”一节的末尾这几句与石油无关的话不甚为人所注意，也有混为石油一谈的［79］；然而，这里所说的恰恰不是石油，而是石炭。沈括在这里借用洛阳道上的尘埃，来比喻延安地区朦胧的煤炭烟雾。并由这烟雾景象受到启，欲利用煤炭烟尘来制墨。延安地区这一触目的煤烟景象也为当时其他诗人所注意。《鸡肋编》引一位无名诗人所说延州亦有诗云：“沙堆套里三条路，石炭烟中两座城”［8o］。两座城在这浓浓煤烟云中若隐若现，类同于现代工矿厂区的烟雾，反映这一地区用煤的普遍。单凭民用炊烟还难以形成如此浓烟景象，必然还有手工业的生产用煤。元丰五年，朝廷在赐给该地的“边事用度”中，就有“工四千人，生熟铁五万斤，牛马皮万张”［81］。显然，这是送来此地制造兵器的工匠和原材料。四千个工匠在这里起炉开工，造成上述诗中形容的煤烟云雾，这就完全可以理解。
二十多年前，陕西铜川市西南黄堡镇现了宋代耀州瓷窑遗址，遗址的火膛及灰坑内均现有煤块［82］。考古界认为，耀瓷在北宋得到大展，是同煤的使用密切相关，而铜川又是重要产煤区，为当时耀瓷的展，解决了燃料向题［83］。需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耀州也是北宋产铁之地［84］。
关于陶、瓷业方面的生产用煤，熙宁七年，《宋会要》还有这样记载：“勘会在京窑务，所有柴数于三年内取一年最多数增成六十万束，仍与石炭兼用”［85］。柴与煤炭兼用，这是开封官府窑务在北宋后期生产的燃料结构。开封窑务是专门生产砖瓦、缾缶之器以供朝廷的官府工业［86］。北宋末年，又展出了著名的五大瓷窑之一官窑。官瓷窑的展是否也象耀瓷的那样与煤炭有关？这还有待于研究。
考古与文献已证明了北宋个别的陶、瓷业已用煤炭生产。那么在其它产煤、用煤区，如著名的磁州窑，共名满天下的“磁器”，几乎取代了“瓷器”之名；河东路的霍窑、榆次窑等；五大名窑之一的定窑就紧连产煤区真定府之东侧；这些瓷窑在北宋木柴能源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是否也象冶铁手工业那样，就地利用了本区的煤炭资源？也有待于深入研究。就前述徐州冶铁业依赖于白土镇煤炭的现，才摆脱了木柴危机而获得新生情况来看，同在白土镇而以其白瓷而名重一方的萧窑，“凡三十余窑，陶匠数百”［87］，他们的兴衰命运大概也应与徐州冶铁业别无二致。而在上述产煤区还有一些以燃料为动力的手工业，如河东重要的制矾业、盐业，以及其它的金属手工业，是否也用煤？均有待研究。
四、时空坐标上的煤炭分布点
有宋两朝都不是一个尚于理财的王朝，而是一个精于财的政府。大凡商品不论巨细皆有“住”、“过”之税。政府尚还利用禁榷手段，将赢利厚大的商品纳入官卖，独专其利。有关宋代煤炭的古文献中，其讲煤炭税及官卖的材料相对要多于其讲煤炭生产方面的材料。这一情况，一方而说明宋代煤炭不仅作为商品进入流通，而且流通量不小，利润很高，否则官府决不屑于一顾而宫卖。另一方而，靠着这些税收与官卖的记录，使我们对北宋煤炭的生产与使用情况得以从时间和空间上找出个大概的轮廓。
先就河东路说，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oo9年）十月诏：“如闻并州民鬻石炭者，每驮抽税十斤，自今除之”［88］。此距北宋开国不过五十年，太原地区已经有了煤炭税的历史，大中祥符二年才下诏免除。可是此后不久，陈尧佐又“奏除其税”［89］。陈尧佐调知河东并州的时间是天圣三年（公元1o25年）至天圣五年［9o］。那就是说在大中祥符二年免除并州煤炭税之后的十六年里，太原地区煤税很快又恢复了，所以才有陈尧佐再奏免之举。另外，根据庆历元年，张亢在河东最西北边的府州焦山利用“石炭穴，为筑东胜堡”［91］以拒西夏兵一事来看，府州（治所在今陕西最东北的府谷县）也是河东路的煤炭生产地。石炭穴就是开采煤炭的矿井或矿区。于是，见于明确记载的河东产煤区就有太原府、府州以及前文说到的晋、泽、石三州和威胜军。从历史地图上看，从河东路之最北一直到晋中、晋南的广大地区上都有北宋的产煤地。当然，实际情形可能还远不止于此，史书上谈这里的煤炭时，也常常是用“河东”这个泛称来说。
而河北西路磁、相州的情况，见于所引考古成果及《宋会要》材料。这里有鹤壁大型古煤矿遗址，煤产量高，利润也很大，朝廷采取专卖形式经营。天圣四年（公元1o26年）后，才开始允许民间私人插手煤炭买卖。这里的煤炭生产及其进入流通，看来也是从北宋早期就开始。
从相州往南，越过卫州就是河北西路最南端的怀州，今日河南省的焦作煤矿就位于此地，它与前述磁、相州的煤矿同处于一个煤田区内，这一煤区的煤炭在北宋已被开利用了。神宗熙宁元年有诏说：“石炭自怀至京，不征”［92］。大概是开封燃料又告短缺，所以，以免税来刺激商人们由怀州往汴京贩运煤炭。这道诏令不仅反映了怀州到开封的煤炭税情况，而且也说明了怀州就是开封煤炭消费的供应地。前文说到的汴京窑务柴与石炭兼用，其石炭就是来自怀州。此事史载如是：“其石炭自于怀州九鼎渡武德县收市”［93］。再有，元符元年，“京西排岸司言：西河石炭纲有欠，请依西河柴炭纲欠法。从之”［94］。这西河石炭纲来自何处？从《文献通考》所说的宋东京之制，“永济、永富二仓，受怀、孟等州所运，谓之西河”［95］的情形来看，西河石炭纲应当来自怀州、孟州（治所在今河南孟县，它与焦作市同属今新乡地区）。但是，据当时都大巡护惠民河王，克基言：“惠民、京、索河水浅小，缘出源西京、郑、许州界”，“京、索河下合西河、湖河”等［96］。这里还有一条具体的西河，它上接京、索二河。《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未收入此西河，而所标京、索二水也低觉太短，仅在郑州境内。而据王，克基源出郑、许州界之说，京、索二水似还应当由郑州向南延伸进许州（元丰后称颖昌府）境，然后汇合于西河。而今天河南平顶山煤矿就在这里，它的北面、东面及南而几乎为许州（颖昌府）所围（参看谭共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北宋西河石炭纲是否又与此地煤炭有关？这恐怕还需要深入研究。而今天河南省的煤炭储量居全国各省区前列，煤田就是分布于京广铁路以西，北起鹤壁、焦作，南到平项山的这一地区内。现在，再回到河北西路最北端的真定府来看，前而已说过，明道元年（公元1o32年）废真定府石炭务一事。这说明公元一o三二年以前，这里的煤炭也是由政府垄断专卖的。具有政府专卖价值的商品，往往是那些生产与消费量较大的产品。由此看来，真定府煤产量也不会少。综合上述河北西路的情况，可看出地当华北煤田区的河北西路，从其最北端的真定府到最南界的怀州，这一广大地区的煤田从北宋前期就已被开利用。
陕西各路煤炭税则又不同，天圣六年（公元1o28年），陕府西路转运司杜詹奏请本路近边各地商税，请就近直接送纳附近州军作军费，其中有关煤炭税的记载是：“邠州永昌、韩村、秦店、左胜、洪河、龙安庄、曹公庄、房陵村、李村买扑石炭，定平县张村、陵头村等务并赴宁州”［97］。这些村、镇小地方，大概是因为地处偏僻之地，煤炭税零散，税务官员又不愿前去，所以朝廷干脆以买朴这种商人包税的形式来收取此方煤炭税。值得注意的是，邠州也是北宋的产铁之地，铁器十分有名，共中火筋、剪刀被列为上供之品［98］。综合前述的延安地区以及耀瓷煤炭取给地的铜川煤矿，我们可现，北宋陕西路这些地区的用煤基本上与今陕西省煤田分布于本省北部及渭水以北的情况相一致，象铜川地区也是今日陕西省的主要煤炭基地。
北宋时用煤稍晚的地区就是位于我国淮北煤田区的徐州，它是从《石炭诗》所说的元丰元年找到煤炭以后开始用煤的。
整个北宋的煤炭税及煤炭官卖，虽时有废免，但总的趋势是有增无减。尤其自徽宗崇宁以来，“沿汴州县创增镇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二十余场，而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99］。说明不仅沿汴河地区增加了煤税征收点及新增二十多个官卖煤炭场，而且“天下市易务，炭皆官自卖”，官卖石炭遍及全国。这一情况，一方面暴露了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贪婪本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北宋晚期，煤的消费量也在急剧上升，统治者才会感到此中利大可图。重和二年（公元1119年）八月十八日，吏部在“选人任在京窠缺”的官位时，提及“河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河北第一至第十石炭场，京西软炭场、抽买石炭场、丰济石炭场、京城新置炭场”［1oo］这样一些官卖煤炭场的情况。根据吏部是在派选京城官员，以及《东京梦华录》在记述开封仓储库房时也谈及“河南北十炭场”［1o1］的情形来看，上述二十多个官卖煤炭场的分布，应当是在开封或京畿地区。这说明北宋后期，开封已成为当时民用煤炭的最大消费区。前面说到的“沿汴州县创增镇栅以牟税利、官卖石炭，增卖二十余场”，就是与开封的煤炭消费有关。所以，南宋人说：“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然薪者”［1o2］。这里的“无一家然薪者”虽属夸张之词，然北宋后期的开封确有“尽仰石炭”之实。
而朝廷从煤炭税及官卖煤炭中图利的结果必然要影响到广大煤炭消费者的消费利益。还在哲宗元符年间，民间就已有了“近官鬻石炭，市直遽增，皆不便民”［1o3］的反映。当时哲宗朝的煤炭官卖及炭税，都远不及以后的“崇宁以来”的徽宗朝恶劣而尚且还如此扰民。那么，到了徽宗时代（公元一一o一——一一二四年），其恶劣的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元符三年（公元11oo年），宋廷曾作过委婉解释和动听承诺：“石炭自近年官中收买，置场出卖，后来在市价转增高，实于细民不便。诏罢平准务，仍今后更不官买石炭出卖”［1o4］。从这一解释中，我们还是不难看出煤炭官卖的低价进高价出的掠夺实质。至于“今后更不官买石炭出卖”的许诺，则不到两年，就为所谓“崇宁以来”的事实所拆穿，不过是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
结束语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东、陕西方出，遂及京师。陈尧佐漕河东时，始除其税。元丰元年，徐州始，东坡作诗记其事”［1o5］。这是南宋人朱翌对北宋煤炭使用情况的总体概括，它与本文所论述的整个情况基本一致。整个北宋时期，产煤与用煤的地区基本是在我国秦岭、淮河以北的一些主要煤田分布区内。煤炭不仅作为当时的民用燃料，而且主要是作为手工业燃料来使用的。可以明确肯定以煤为燃料的手工业有：冶铁业、兵器制造业、铁货币铸造业、陶瓷业以及造船业等。而其中以冶铁业方面用煤最为广泛。并且产煤用煤之地也往往是北宋的重要产铁地。而南方地区，前述的高宗南逃时江南地区仍还是“思石炭之利而不可得”的局面，煤在北宋时期，南方还未象在北方那样广泛使用［1o6］。当时北宋全国燃料的使用状况正如6游所概括的那样，即“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又有竹炭”［1o7］。这就是北宋南北方燃料使用的不同结构与特点。
此文是一篇资料，并非本人所作。很遗憾现在已经找不到出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