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个意义上，正所谓行家一出手，便知道有没有。
白起对于《战争论》的好奇，主要是来源自张嘉师听说《战争论》的描述，在很多方面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经验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而在某个意义上，白起认为仅凭这一点，《战争论》对于他就有很大的吸引力。
只不过白起自己都很清楚，就算是他知道《战争论》的内容，都不一定会赞同里面的内容，因为白起自己作为一个军事大师，很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一本兵书无论怎么优秀，都有一个局限，那就是这一本兵书往往不过是作者所在时期的代表作。
而将一本兵书套用在不同时期的战争当中，那么很有可能只有一个下场，那就是这么做的人，往往会死的很惨。
正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一本兵书在某个意义上只不过是一个将军的参考，而无法让一个将军完完全全按照这本兵书的描述去做。
……
《战争论》同样如此。
在某个意义上，《战争论》确实算是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巅峰军事著作，但是很难将《战争论》完全套用。
作为作者的克劳塞维茨同样很清楚这一点，他在《战争论》的战争理论篇幅当中明确的说出了自己在这方面的想法：
军事艺术最初只被理解为军队的准备：
以前，人们把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只理解为与物质事物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这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就是武器的结构、制造和使用，要塞和野战工事的构筑，军队的组织及其行动的机械规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一支在战争中可以使用的军队。在这里人们只涉及物质材料，只涉及单方面的活动，归根结底，这无非是一种从手工业逐渐提高到精巧的机械技术的活动。这一切同斗争本身的关系与铸剑术同击剑术的关系没有很大的差别。至于在危险的时刻和双方不断相互作用时军队的使用问题，以及智力和勇气的活动等问题，在当时还都没有提到。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斗争本身的实施的问题，即运用上述物质的某些智力活动的问题，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还只是一些能迅速体现在接近壕、平行壕、反接近壕、炮台等这一类新的物质对象中的智力活动，它们的每一发展都是以出现这样的物质对象为标志的。智力活动在这里只是串联这些创造物所必需的一条纽带而已。由于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智力几乎只表现在这样一些事物中，因此攻城术能谈到这些也就够了。
后来，战术也企图按照军队的特性为军队的一般部署制定机械的规定。当然，这已涉及战场上的活动，但仍然没有涉及自由的智力活动，只涉及到通过编成和战斗队形而成为一部自动机器、命令一下就象钟表那样行动的军队。
人们曾经认为，真正的作战方法，也就是自由地(即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使用准备好了的手段，只能依靠天赋，不可能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随着战争从中世纪的搏斗逐渐向比较有规则和比较复杂的形式的过渡，人们对这一问题就有了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多半只是在某些回忆录和故事中在谈别的问题时附带地谈到的。
对战争事件的种种看法引起了建立理论的要求：
各种看法越来越多，研究历史越来越需要有批判，人们就迫切需要一些原则和规则，以便有个准则来解决战史中常见的争执和分歧，因为不围绕任何中心，不遵循明确的准则的争论，必然是人们所厌恶的。
因此，人们就努力为作战规定一些原则、规则，甚至体系。这样，他们提出了这个肯定的目标，可是却没有认真注意在这方面会遇到的无数困难。正象前面指出的那样，作战几乎在一切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然而每一种体系，即每一座理论大厦，却都带有进行综合时难免的局限性，因此，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就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那些理论著作家们早就感到这方面的困难，并且认为，把他们的原则和体系仍然只局限于物质对象上和单方面的活动上，就可以摆脱困难。他们企图象在有关战争准备的科学中一样，只要求得出十分肯定的和死板的结论，因而也就只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数量上的优势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问题。有人从决定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选中了它，是因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计算，可以把它纳入数学法则。至于其他一切因素，他们认为对双方来说都是相同的，是可以互相抵销的，所以是可以不加考虑的。如果他们是为了要弄清这个因素的各个方面而偶然这样做，那还算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总是这样做，并且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唯一的法则，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造成数量上的优势这个公式是军事艺术的全部奥妙，那就是一种根本经不起现实生活考验的片面的看法。
有人企图在理论研究中把另一个物质因素，即军队的给养发展成为体系。他们从军队是一个现存的组织这一点出发，认为给养对大规模作战有决定性意义。
当然用这种方法也可以得出某些肯定的数值，但是那些数值都是以许多臆测的假定为依据的，因此在现实中是站不住脚的。
还有位才子曾企图把军队的给养、人员和装备的补充、与本国的交通联络的安全以及必要时的退却路的安全等许多问题，甚至与此有关的精神因素，都用基地这个概念概括起来。最初他用基地这一概念概括上述各个方面，尔后又用基地的大小(宽度)来代替基地，最后，用军队和基地所构成的角代替基地的大小。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为了取得一种纯粹的几何学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毫无价值的。
只要考虑到上述概念的替换每一次都不能不使原来的概念受到损害，不能不漏掉前一概念的部分内容，那么就不难看到这一点了。基地这个概念对战略来说确实是需要的。提出这个概念是一个贡献。但是象上面那样使用这一概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而且必然会得出一些十分片面的结论，把这位理论家引到极端荒谬的方向上去，以致过分强调包围作用。
后来，与上述错误方向对立的另一种几何学原则，即所谓内线原则登上了宝座。虽然这个原则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战斗是战争的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真理上，但是，由于它具有纯粹的几何学性质，所以仍然是永远不能指导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片面的理论。
所有这些理论，只有它们的分析部分可以看作是在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而它们的综合部分，即它们的细则和规则，却完全是无用的。
这些理论都追求肯定的数值，但战争中的一切却是不肯定的，计算时可以作为根据的只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这些理论只考察物质因素，但整个军事行动却始终离不开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这些规则对天才来说是毫无用处的，天才可以高傲地不理睬它们，甚至嘲笑它们，那些必须在这些贫乏的规则中爬来爬去的军人是多么可怜!事实上，天才所做的正是最好的规则，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正是阐明天才是怎样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那些同精神相对立的理论是多么可怜!不管它们摆出多么谦虚的面孔，都不能消除这种矛盾，而它们越是谦虚，就越会受到嘲笑和鄙视，越会被排斥于现实生活之外。
任何理论接触精神因素，困难就无限增多。在建筑术和绘画艺术方面，当理论仅涉及物质方面的问题时，还是比较明确的，对结构方面的力学问题和构图方面的光线问题不会有什么分歧。但是，一旦涉及创作物的精神作用，一旦要求在精神上引起印象和感情时，理论的全部法则就显得含糊不清了。医学大多只研究肉体的现象，涉及的只是动物机体的问题，动物机体是不断变化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给医学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医生的诊断比他的知识更为重要。如果再加上精神的作用，那该有多么困难呀!能运用精神疗法的人该多么了不起呀!
但是，军事活动绝对不是仅涉及物质因素，它总是还同时涉及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因此，把两者分开是不可能的。精神因素只有用内在的眼力才能看到，每个人的这种眼力都是不同的，而且同一个人的这种眼力在不同时刻也往往是不同的。战争中到处都有危险，一切都是在危险中进行的。因此，影响判断的主要是勇气，即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它好比眼珠一样，一切现象先要通过它才到达大脑。
但是，毫无疑问，通过经验就可以看出，精神因素肯定是有一定客观价值的。
任何人都知道奇袭、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精神作用，任何人都会认为开始撤退的敌人的勇气是较低的，任何人在追击时和在被迫击时都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胆量；任何人都根据对方的才望、年龄和经验来判断对方，并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任何人都非常注意敌我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精神作用都已经在经验中得到证明，并且总是反复出现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因素。理论如果忽视这些因素，那还有什么价值呢?
当然，经验是这些真理必然的来源。理论和统帅都不应陷入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
在以上的内容当中，克劳塞维茨明确的说出了一点，那就是纸上谈兵以及生搬硬套是作为一个指挥官的大忌。
而同样的，一个战争著作的作家假如只是知道一些虚无的理论便著书立传，那么必然会危害甚大。
为了说明自己在这方面的想法，《战争论》有着下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对军事活动的特点作一般探讨时所谈的一切，并不是对任何职位上的人都是相同的。职位越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更为需要，而在智力和判断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小得多，接触的事物就比较有限，追求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就比较少，知道的情况也比较确切，其中大部分甚至是亲眼看到的。但是，职位越高，困难就越大，到最高统帅的地位，困难就达到了顶点，以致几乎一切都必须依靠天才来解决。
即使从军事活动本身的区分来看，困难也不是到处都是一样的。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物质领域，困难就越小，越是体现在精神领域，成为意志的动力，困难就越大飞因此，为战斗的部署、组织和实施规定理论比为战斗的运用规定理论容易。在前一种情况下，是用物质手段进行战斗的，虽然其中也不可能不包含精神因素，但毕竟还是以物质为主。但是在运用战斗的效果时，也就是当物质的结果变成动力时，人们所接触的就只是精神了。总之，为战术建主理论比为战略建立理论困难要少得多。
理论应该是一种考察，而不是死板的规定：
建立理论的第二条出路所根据的观点是，理论不必是死板的，也就是说不必是对行动的规定。如果某种活动一再涉及同一类事物，即同一类目的和手段，那么，即使它们本身有些小的变化，它们采取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仍然可以是理论考凛的对象。这样的考察正是一切理论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只有这样的考察才配称为理论。
这种考察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它可以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进行这样的考察(对我们来说也就是对战史进行这样的考察)，就能深入地了解它们。理论越是使人们深入地了解事物，就越能把客观的知识变成主观的能力，就越能在一切依靠才能来解决问题的场合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它对才能本身发生作用。如果理论能够探讨构成战争的各个部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区别初看起来好象混淆不清的东西，能够全面说明手段的特性，能够指出手段可能产生的效果，能够明确目的的性质，能够不断批判地阐明战争中的一切问题，那么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这样，理论就成为通过书本学习战争问题的人的指南，到处都能为他们指明道路，使他们顺利前进，并且能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
如果一个专家花费了半生的精力来全面地阐明一个本来是隐晦不明的问题，那么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当然就比只用短时间研究这一问题的人深刻得多。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让别人能够不必从头整理材料和从头开始研究，而可以利用已经整理好和研究好的成果。理论应该培养未来的始挥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这正象一位高明的教师应该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不是一辈子拉着他走一样。如果从理论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得出原则和规则，如果真理自然而然地凝结成原则和规则这样的晶体，那么，理论就不但不和智力活动的这种自然规律相对立，反而会象建筑拱门时最后砌上拱心石一样，把这些原则和规则突出起来。不进，理论所以要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要和人们思考的逻辑关系一致起来，明确许多线索的汇合点，而不是为了规定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代数公式。因为就是这些原则和规则，也主要是确定思考的基本线索，而不应象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
有了上述观点，才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作战理论，也就是说建立二种有用的、与现实从不矛盾的作战理论。而且这样的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它就会接近实际，以致完全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这种反常的现象。这种现象往往是不合理的理论所引起的，它使理论和健全的理智相对立，但却常常被那些智力贫乏而愚昧无知的人用来为他们天生的笨拙作辩护。
……
张嘉师跟白起若是知道克劳塞维茨在这方面的观点，说不定会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假如孙武跟克劳塞维茨分别拿着他们的著作会面，那么克劳塞维茨免不得会就自己的想法跟孙武来一次唇枪舌剑的争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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