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环境造就了外交体系的特殊性，很多时候，即使是在中国历史上，合纵连横的事情在乱世当中也并不算常见。
而两国之间的同盟在很多时候而言，就是一种简化版本的同盟方式。
而正所谓不怕神一样的敌人，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一个国家的同盟国的选择是在战争时期甚至是和平期间都是很关键的一种国策取向。
而在这个情况下，远交近攻就算是一种较为常用的同盟或者是交好他国的主要形式。
但是远交近攻不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
这一点很多时候取决于双方之间的国力平均水平。
当然，在战争当中，军队的战斗力无疑是一个取舍关键。
……
在中国历史上，远交近攻造就了秦国的辉煌发展，也造就了被盟友迅速攻灭的例子。
其中，远交近攻形式的外交当中，联金灭辽跟联蒙古灭金就是后者的著名例子。
联金灭辽是宋徽宗年间的北宋国策。北宋朝廷念念不忘收复燕云十六州，于是趁着辽国衰落，与新兴的金国结为同盟，共同灭辽。
北宋时，辽国是北方的强敌。宋太祖致力内政，对辽取守势。太宗时几次伐辽，均为辽所败。真宗时与辽订“澶渊之盟”，这是宋对外屈辱的开始。乃至徽宗，腐败更甚，信用佞臣蔡京和宦官童贯。
此时东北的女真族崛起，建立大金国，威胁辽国。金军先后攻占了辽的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上京临潢府，声威大震。北宋君臣认为辽必亡无疑，想乘机恢复辽所夺的燕云诸州，徽宗遂遣使赴金与之结盟，相约夹攻辽国。
重和元年，徽宗派遣武议大夫马政率同高药师等乘平海指挥兵船，自登州渡海，以买马为名，前往金国结好，受到金国响应，于是双方就展开了宋金之间的秘密外交，此后双方互派使节，屡次商谈。
宣和二年宋使赵良嗣等与阿骨打达成协议，决定联兵攻辽，并约定：女真兵自平州松林趋古北口，南朝兵自雄州趋白沟夹攻；北兵不得过松亭、古北榆关之南；宋取辽之南京，金取辽之中京，幽燕原为中国汉地，应归南朝；西京侯挐了阿适，待与南朝；金人助宋收复失地，宋须纳前与辽之岁币于金；平营滦别是一路；其地界，且以古北松亭及平州东榆关为界；要约之后，不可与契丹讲和；西京管下为恐防收捉阿适道路，所有蔚、应、朔三州，近南界，将来举兵，欲先取此三州；其余西京归化、奉圣等州，侯了阿适回日，然后交割；事定之后，当于榆关之东置榷场；并特别强调：“不如约，则难依已许之约。”
双方互换国书，立下盟书，是为“海上之盟”。
而这个国策的取舍，北宋朝廷并非没有反对声音，但是这种反对声音同样没有意识到金国相对于腐朽的辽国而言，无疑是更甚于前者：
这个谈判行动，一开始就遭到朝中有识之士的激烈反对。
太宰郑居中态度尤为坚定，他说：“澶渊之盟至今百余年，兵不识刃，农不加役，虽汉唐的和亲之策，也不如我朝的安边之策。如今四方无虞，却要冒然毁约，恐招致天怒人怨。且用兵之道，胜负难料。若胜，国库必乏，人民必困；若败，遗害不知凡几。以太宗之神勇，收复燕云，两战皆败，今日何可轻开战端！”
枢密院执政邓洵武认为这简直是胡扯，上奏反驳说：“什么‘兼弱攻昧’，我看正应该扶弱抑强。如今国家兵势不振，财力匮乏，民力凋敝，这局面人人皆知，但无人敢言。我不明白：与强金为邻，难道好于与弱辽为邻？”
安尧臣则认为伐辽是妄启边衅，用汉唐故事，认为人主兴师于远夷皆不可取，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浪费民力，更何况本朝之弱，且认为所谓伐辽都是童贯这一权阉勾结党羽，形成集团，鼓噪而动，以矜其功，挟恩而重，皇帝不能被奸臣小人所蒙蔽。
观宋人之言，皆以为此为背誓而启边衅，将导致兵事连年，民困于此，战争会给承平已久的宋朝社会带来巨大的负担，使得民生凋敝。并以为辽为弱国，不可兼弱攻昧，与强金为盟，与以身饲虎无异。然而这些人上书言事只不过是制造舆论，以国家社稷为重只是他们的标榜。
统观宋代，士大夫言兵事并非无稽，复燕之说更是一时之风气，时兴时淡，主和之人未必不想复燕，主战之人未必不曾有主和之议。此时之战略机会更非是天方夜谭纸上谈兵，在大的环境下，这些人反对使用武力，并不是完全的出于国家战略之考量。
他们上书虽然标榜着自己为国家考虑，但言语之中很明显有针对蔡京和童贯的意味，上书大篇幅地都是在攻击童贯，声称他什么养私兵自重，这完全是危言耸听，言过其实，集团之倾轧可见一斑。又童贯以阉人掌兵事，兼犯士大夫之两重忌讳，况又有用兵西夏之功，为了打压其气焰功绩，又不能直犯皇帝之颜面，只得攻讦其妄图大功，其弹压武人之意昭然若示。
但是即使是没有什么人看到金国的强大将会是对北宋的重大威胁，但是这不代表当时并没有例子让北宋朝廷认清楚事实。
高丽国王也看得清楚，特地捎了话来：“辽为兄弟之国，存之可以安边；金为虎狼之国，不可交也！”此是宣和元年之事。
然而高丽国却是说一套做一套，金收国元年十二月，金国大破辽国御驾大军于黄龙府。金收国二年闰月，即宋政和六年，高丽遣使来金贺捷，且求保州。阿骨打诏许自取之。保州就是今天北朝鲜平安北道义州市。
其地近长白山，高丽辽国对此边境就有长久的历史遗留问题，金人兴起后也与高丽有着不少矛盾。其地位比之幽云十六州相似，而高丽国如此做派，献好于金，轻松取之，未有金人入寇之虞，而宋朝则与金国矛盾频出，两相比较，不知孰为之智。
但是即使是如此，海上之盟最终还是签订了。
而有一种观点认为：从地域政治观点视之，尽管宋辽各视对方为敌国，但辽国毕竟是与宋和平相处达百年之久的“与国”，而新兴的女真则更具扩张性，辽国实际上已成为捍卫宋境的屏障。
当时辽国君臣也感到宋、金夹攻辽的严重性，“遣肖客、韩昉为使臣，对宋奉表称臣，乞念前好。辽国派使臣到宋国，表示愿意向宋称臣，希望不要和金联盟攻辽。韩昉等见童贯、蔡攸在军中，直言女直蚕食诸国，若大辽不存，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贯、攸斥出之。”
而这也让金国在看清楚北宋的衰弱更甚于辽国有着一个重要的前提。
……
童贯派刘延庆、郭药师率大军十万渡白沟伐燕，行至良乡，被辽将萧斡邀击，就屯兵卢沟以南，闭垒不出。郭药师自愿率奇兵六千，乘敌后空虚，夜袭燕京，但要求延庆派其子刘光世率师接应。
郭药师攻入了燕京，入城之后，兵士烧杀抢劫，没有做好防备，更没有料到与刘延庆对峙的辽国前军迅速回援，加之辽军殊死血战，刘光世违约不至，郭药师军死伤过半，不得不弃城而逃，帐下将士有被捉着，后金人所得送回。
郭药师仅数百骑逃回。刘延庆错失此大好战机，辽将萧斡断了宋军的粮道，扬言辽军三倍于敌，将举火为号，一鼓聚歼宋军。刘延庆闻风丧胆，一见敌军火光，就自焚大营，自弃辎重，仓惶南逃，士兵自相践踏百余里，粮草辎重尽弃于道路。又说安营之后，刘延庆安抚底下将士，而兵将因前军失败而大为惶恐，入夜之后，自发营啸，一溃千里。次日，宋军在白沟被追兵再次大败，退保雄州。
这一仗使熙丰变法以来积蓄的军用储备丧失殆尽，这次失败使得宋朝彻底转入战略劣势，所积累的物资全数用尽，完全无力再战，甚至取燕也要依赖金人的能力。
如果没有这次失败，之后的宋金战争宋朝绝不会失败的如此之快，至少有自保之力，因此这一仗是战争中的重大转折。至此，童贯主持的两次伐燕均告失败，而覆亡在即的辽朝居然大获全胜，金朝也在一旁冷眼看清了宋朝在军事上不过是银样醋枪头。
而与此同时，金太祖已攻下辽中京与西京，岁末，亲率大军攻克了燕京。
他见宋军一再失利，对来使赵良嗣的态度十分倨傲和强硬。赵良嗣奉命与金朝谈判履约交割的相关事宜，他明知金人得寸进尺意在毁约，但宋朝在军事上硬不起来，他在谈判桌上也就没了底气。完颜阿骨打对赵良嗣傲慢地说：“我闻中国大将独仗刘延庆将十万众，一旦不战，兵散而溃，中国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为我有，中国安得之。”良嗣不能对，只能和金人的使节一同回国商量。
经过几次使节往来和讨价还价，金人下最后通牒：金朝只将燕京六州二十四县交割给宋朝；宋朝每年除了向金朝移交原来给辽朝的五十万岁币，还须补交一百万贯作为燕京的代税钱；倘半月内不予答复，金朝将采取强硬行动。
金人的借口是金人打下了燕京自然可以有燕地的税钱，而宋人认为十分荒唐，赵良嗣等人说，地税分离乃自古未闻之事，怎么可以实行呢。而金人则说自己攻燕之功，言外之意是武力之威慑。可知战胜而向另一战胜国割地赔款，复以还地之钱，中国古既有之，不是新鲜的发明。又金人仅要一百万贯缗钱，其自说不要三五百万贯已是不错，而澶渊时真宗于辽人有岁币百万贯之议，缘何此时拿不出钱来，复又得靠丝帛器物等杂充钱币，以废长久以来榷场之利，为当时有识之人诟病。可知此时宋朝已国力渐衰，无力负担。
宣和五年正月，赵良嗣回朝复命，徽宗全部答应，只让他再次使金，要求归还西京。金朝乘机再向宋朝敲诈了二十万两的犒军费，宋朝也一口应承，但金人最后照单收了银两，仍拒绝交出西京。王黼在力促交割之事上也有较大作用，大概此时宋人已无力再战，王黼希望快快将燕京拿到手里，以夸耀功绩。
四月，双方交割燕京。金军入城近半年，知道城池将归宋朝，便大肆剽掠洗劫，居民逃匿，十室九空，整座城池几如废墟。金军临走时，又将富民、金帛、子女捆载而去。
童贯、蔡攸接收的只是一座残破不堪的燕京空城和蓟、景、檀、顺、涿、易六州，其中涿易二州还是主动降宋的。可见金人计策之妙，宋朝得到燕京故地，非但不能把它转化为战略优势，利用它获得财赋，反倒被它严重拖累，成为沉重的战略包袱。而后，极短期之内金人再大举南下，宋人根本无力可受，旋即国灭，攻敌之必救之短，攻辽又极大的消耗了宋朝的国力，完颜阿骨打虽已身死，方显现之前还燕与宋的深谋远虑。
又交割燕京已完，宋朝廷竟无财力犒赏常胜军之士兵，允许他们侵占燕京无人之田地，以为自利。后来燕人自金国南逃归，又因此事生出种种事端。
国无力以赏抚用命之将士，竟许与军队侵占田地，宋朝败亡之兆何其明显！
在辽国灭亡以后，宋朝便变相失去辽国作为它的屏障，以阻挡金兵南下。而此后金宋边境正式接壤，而金兵又果然于辽亡后南侵宋土。1126年北宋便在朝政败坏，国力和军力不振的情况下，遭强大的金兵攻克其首都汴京及中原一带的领土，酿成靖康之变，北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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