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新男友？”高学长是个典型的高智商低情商理科生，不分青红皂白，不懂看人脸色，有什么疑惑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我摇头，心里乱成一团，觉得怎么什么事都要等到我离开这里才向我揭开真相，就好像半截身子都进棺材了，突然告诉你中了头彩。
“我就说嘛，记得你男友没这么高，也没这么壮，挺斯文的。”
“Won’tyoustopit,please？”
高学长一愣，他知道我心情不好时习惯说英文，耸了耸肩，埋头又开始吃他的薯条，一边嘴里嚼着，一边手上拿着一根转来转去，好像在研究什么稀世珍宝。
我一看他那个样子，满腔的郁郁被搅得更混乱了。
幸而登机广播没有给我更多的时间去挑剔高学长的吃相，拿起手提包和电脑包去排队，高学长匆匆把剩下的半包薯条倒进手里，像猴子抓食一样胡乱喂进嘴里，然后跟在我屁股后面问我：“你有纸吗？”
我皱着眉给他拿了一张面巾纸，他朝我笑笑，说了句“谢谢”，把手上和脸上的油渍大略擦去，上了飞机。
平心而论，高仁学长并不是我认识的所有人里最邋遢的一个，他甚至能算得上干净——论文排版清新明朗，书桌收拾得一尘不染，算得上幽默，和聊得来的人在一起还能开点玩笑讲点荤段子，最关键的是他的学术能力是整个实验室里数一数二的。
所以尽管他有那么些神经大条，能和这样的前辈一起出国学习，我应该觉得很幸运。然而不幸的是，他偏偏挑在我失恋的时候陪我坐了飞机，他的一举一动都让我想起温文尔雅的欧阳行，吃饭慢条斯理的，从不会把东西吃到脸上的，近乎老土的随身带一只手帕的欧阳行……
还有常江……穿着昂贵的西服帮我干粗活，一眼就能看透人心思的，却世故到令我难以猜测的，总是掩藏心迹的小老板。
还没离开，我已经开始怀念了。
飞机的轰鸣声骤然增大，窗外的景色急速向后倒退，我一时有些恍惚，猛地伸手扒在窗户上，像一只壁虎，试图紧紧抓住那些流走的灌木，枯草，白色标识线，黄色灯牌……然而它们就像过去的时光一样，飞快地从我手中溜走了，我无法留下它们，也无法留在这里。
“尊敬的旅客，欢迎您乘坐星空联盟成员……”
模糊的广播声响起，我的视线渐渐失去焦点，在嘈杂的机舱里，出奇地沉沉睡了一觉。
我们从上海到雅加达，再转机到占碑，一共用了三十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四十个小时——总之落地时我的头胀痛不已，双眼全是血丝，手脚浮肿，浑身乏力。手表指针指向六点，不知道是国内时间还是当地时间，也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国际航班是个大熔炉，任你有多舍不得的人，多痛苦的回忆，几十个小时之后，所有问题都烧成灰抛在了几万里的身后，都留在几千英尺的天空，仿佛重生一般，落地时干干净净。
一个又黄又瘦的高个子来机场接的我们。四五月的印尼已经非常炎热，他穿着不合身的黄色大花衬衫，一条深蓝色沙滩短裤，脚上是沾满灰尘的黑色凉鞋，用流利却不纯正的英语和我们问好之后就不怎么讲话了，领着我们钻进一辆绿色的吉普车。
舟车劳顿，我又昏沉沉地睡了不知道多久，终于听见高学长喊我：“秦铮，到了，下车吧。”
睁眼时，外面已是骄阳似火，一栋白色的两层小楼出现在我面前。
黄衬衫帮我拎着箱子，打开黑色铁栅栏的门带头进了院子。栅栏上挂着一面黄铜牌子，写着“KerinciSeblatNationalPark,InternationalConservationandResearchCenterforSumatranTigers”的字样，下面用小一些的字体密密麻麻刻着一长串的名头，各种稀奇古怪的拉丁单词，大概这里不光是苏门答腊虎的保护研究中心，也兼司其它珍稀动物的保护研究工作。
但从建筑规模来看，这些研究中心的经费应该很紧张。
黄衬衫领着我们进了小白楼的侧翼，给我们分了两把钥匙道：“这一侧是住宿中心，三人一间，门牌号在钥匙上。你们收拾休整一下，五点钟我在楼下等你们。”
“抱歉，请问今天几号？现在几点？”我问。
“4月30号，下午三点三十七。”
我深吸气，重新调了手表时间和日期。
“走吧。”高学长帮我拎着行李，哼哧哼哧地开始爬楼梯。
住宿条件比我想象的还要简陋。没有空调，只有一盏吊扇在头顶无力打转，转轴不时发出吱吱呀呀的摩擦声，仿佛不愿工作的抱怨。三张铁架床摆在房间里，铺着白色的床单和被套，旁边立着高柜，柜子旁是唯一的一盏书桌。独立卫生间简直是奢望，连热水都是限时供应，好在炎热的天气里热水没什么用处，我用冷水冲了凉，把自己撂在硬邦邦的床上。
睡意滚滚袭来，直到学长来敲门。抬手一看，已经五点一刻了。
黄衬衫站在下面，夕阳中他显得更瘦了，尽管紧实的手臂上全是肌肉，仍然像一棵枯木立在院子中央。他旁边站着一位穿着连衣裙的妇女，戴着眼镜，头上裹着纱巾，嘴唇深红色，典型的东南亚女性。
“这位是SunciMort女士，”黄衬衫指着她介绍道，“是研究中心的总负责人，她会带领你们完成项目。”
“你们好。”莫特女士说了句蹩脚的中文，我们都笑了起来。她伸出手，换成英语道：“你好，铮，还有仁。”
外国人念不清我们的名字，听起来像是咬着舌头说“仍”和“然”。
“叫我松西就可以了。”她说，“先到研究中心里来吧。”
进屋的路上，她又告诉我们，黄衬衫叫Badang，是这里唯一的全职后勤人员，吃饭住宿、修车接机、代购代寄、买药就医……他几乎可以搞定任何事。
她这么说的时候，巴当有些羞涩地笑了一下，我才注意到他其实非常年轻，长着雪白的牙齿。
研究中心其实只有四个大房间，一层是办公室和档案库，二层是两个实验室，设备简单，小冰箱嗡嗡作响，离心机的转速还不如我们实验室那台老古董。松西说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会选择把收集到的数据带回大学，那里的研究条件更好。
“这里就是团队的所有成员了。”松西把我们领进一楼的办公室，拍拍手，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上的工作。
“我来向大家介绍，这两位是从中国来的‘仍’小姐和‘然’先生――”
稀稀落落的掌声响起，伴随着年轻人吹出的口哨声。
“先到这边来。”松西笑道，走到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身旁：“这是我的先生JamesMort教授，也是整个团队真正的领导者，我必须承认他极富才华，相信你们能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莫特教授和蔼一笑，伸出手和我们依次握手：“很高兴你们能来。”
“谢谢，很高兴见到您。”我说。
松西对她丈夫的介绍谦虚得很。我在出发前了解过詹姆斯·莫特教授――剑桥大学博士毕业后就去了西伯利亚和中国东三省参与野生老虎保护课题，在《科学》上发表了五六篇论文，现在是布里斯托大学生物学院的院长，还是欧洲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享誉世界的野生老虎保育专家。
他把整个青春都献给了野生动物的研究工作，这令我想起耶鲁大学的那位Layman教授，那是我梦想的起点，最初的心愿。一瞬间很多片段飞过脑海，体育馆里欧阳行说成为你喜欢的样子，和Andy在咖啡厅斗嘴，乔志在一旁闷不吭声解数学题，深夜翻进学校只为安顿好几只小白鼠……
多少年了？我居然一步一步走了这么远。
松西又向我们一一介绍剩下的人。肯特大学来了两男一女，都是博士，还都是短发，乍一看以为是三个男的，一个叫麦克，一个叫艾伦，女的叫凯莉。纽约大学来了两男两女，三个是金发碧眼的高加索长相白人，另外一个女孩看起来像是亚裔，我和她是这里“唯二”的本科生。
在办公室的另一个角落，还有五个人围着一台复杂的机器坐着，都穿着橙色的马甲。松西介绍说，他们是英国广播电台和美国探索频道的纪录片制作团队，从这个项目开始他们就在这里跟踪拍摄，每三个月换一次人马，这是第二小组第三次来苏门答腊了。
五个人朝我们点头微笑，没有说话。
和年轻的研究员们比起来，这些摄影师们似乎更沉静，连讨论录影带时都低声细语，像是怕惊扰到屏幕中伺机待发的老虎。
“你和然就坐这里吧。”介绍完所有人后，松西示意窗边一张木桌：“明天早上八点全体会议，从那时起你们就会知道这份工作有多么重要、多么不容易。不过在那之前――”她话锋一转，脸上又露出笑容：“我们应该先尽情享受今晚的自助BBQ派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