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香山公园昨日发布公告称,为加强疫情防控工作,香山公园将进一步加强限流措施。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旦达到较高的瞬时客流量,我们将和属地联动,在远端比如香泉环岛、山下就会安排人员劝导游客返回。”
公告称,目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由于天气转暖,登山游客有增多的趋势,为避免人员聚集,确保游客健康安全,香山公园将进一步加强限流措施,与属地联动实行远程管控。园内已关停的室内区域和空间相对狭小的景区,如碧云寺、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香山寺、致远斋、勤政殿、见心斋等景区,继续保持关闭状态。
香山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限流措施实行动态管理,将根据瞬时客流量相应调整。“一旦达到较高的瞬时客流量,我们将和属地联动,在远端比如香泉环岛、山下就会安排人员劝导游客返回。目前我们门区很少有游客购买纸质票,已经购买的电子票也随时可退。我们也提示游客,尽量待在家中,或是错峰出行。”
年初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于敏感性产业特征的旅游业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先前,我们在思考我国旅游未来发展时,很少将突发的社会因素考虑进去,如这次疫情对我国旅游走势的影响。从预测学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控的问题,是一个黑天鹅事件。迄今为止,旅游学界以及国内媒体在讨论疫情对旅游经济增长冲击的影响,多数持乐观态度。普遍认为:不必担心肺炎疫情对中国旅游的负面影响,例如2003年的**并未拖累该年度的旅游增长,全年旅游增长率仅仅比2002年下降了13%,而在2004年全国旅游增长速度高达24%。
利用17年前的疫情发生后的2003年和2004年的旅游经济运行结果,来预测本次疫情对旅游经济的负面影响,运用的分析是比较研究法,在逻辑上是合理的。比较研究法是经济学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然而,我们在运用这种方法来分析其影响结果时,必须考虑两个不同时期的旅游经济体量、旅游发展周期、旅游经济结构以及疫情影响的范围和时间。只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才能对本次疫情的负面影响做出准确的、理性的判断。综合考虑以上因素,两次疫情发生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不同的,对旅游的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首先,旅游经济体量是不同的。2002年我国gdp为10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旅游收入为6000亿元人民币;十七年后,2019年我国的gdp近100万亿元人民币,全国旅游收入近65000亿元人民币,无论是社会经济总量还是旅游经济总量,都是两个不同量级的差别,2019年一个月的旅游收入相当于2002年全年的旅游收入。这种规模性的旅游体量,在疫情结束时,无论是报复性的反弹,还是高强度的恢复,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可以期待,在疫情结束时,旅游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反弹,但这种反弹的数量以及形成的旅游需求与2019年的旅游规模与体量比较,是有着极大的差度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其次,旅游经济所处在发展周期是不同的。旅游发展受制于国际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旅游经济发展周期
,这一点,大量的统计研究以及各国旅游发展的实践已得到证明,从旅游需求的理论研究也得到充分证明。2003年,我国的旅游发展处在一个较好的国际环境之中,中国入世,使中国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发展之中,国际商品贸易活动的加速,商业活动的国际交往的人员的流动,对冲了由疫情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003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3297万人次,外国人889万人次,2004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4176万人次,外国人1365万人次,分别比2003年增长了26.66和53.66%,2005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4680万人次,外国人过夜旅游1641万人次,分别比2004年增长了12.1%和20.2%。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于以前,经济下行压力、国际贸易放缓,制约了我国入境旅游的增长。2017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6074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过夜旅游2248万人次,分别增长了2.5%和3.8%,2018年,我国入境过夜旅游6290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境过夜旅游2364万人次,增长速度均低于3%,2019年统计没还没有出,但根据上半年统计分析,两项指标的增速也维持在2018年水平,不会有大的增长。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今年同2003年相比,旅游发展的国际环境存在的不同,直接地反映到入境过夜旅游人次和外国人入境过夜人次的增速上,2003年时期两项指标的增速处在一个高增长发展阶段,平均增速在15%左右,2015年之后,这两项指标处在一个低速增长阶段,平均增速在3%以下,旅游发展周期的不同,决定了疫情对旅游的冲击程度的不同。
第三,旅游形态是不同的。2003年,我国的旅游主体是观光旅游,旅游产业链比较单一,基本上是以旅行社为核心的观光旅游。这种单一的旅游形态以及旅游产业链,有两个明显的经济特性,一是旅游形态和产业链单一,旅游经济所涉及的行业相对较少,无非就是航空公司、旅行社、景区和酒店,旅游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不大,恢复起来也比较容易;二是由于旅游形态和产业链单一,市场主体十分明确,政府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快速解决旅游企业应对疫情冲击的痛点和难点,政府施救相对容易。不同于2003年,我国的旅游经过十七年的发展,旅游形态日益丰富。旅游已经不是单一的观光旅游形态了,除了传统的观光旅游之外,度假旅游、休闲旅游、商务旅游、研学旅游、技术性旅游、养老旅游、体育旅游与观光旅游共同构成了我国的旅游类型体系。我们都知道,旅游需求决定旅游供给,旅游类型决定旅游产业链。当旅游类型扩展时,旅游供给和旅游投资也会随之扩大,旅游产业链和旅游企业组织类型也会随之增多。在多种旅游类型发展阶段下,旅游企业组织形态会更加丰富,更加多样。景区、度假区、民宿、旅游综合体、酒店、旅行社、ota平台、客运、演艺、旅游基地、代理商、旅游投资公司、旅游设计公司等等,旅游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行业的渗透和关联能力在不断强化,影响在日益放大。位于不同的产业链的旅游企业,对政府施救的需求是不同的。劳动占有主体的旅游企业期望政府在劳动保障政策方面加大力度,资本占有主体的旅游企业期望政府在金融政策方面有所突
破,不同企业的不同需求,加大了政府施救的难度。
最后,旅游消费的大环境不同。疫情过后,旅游反弹的力度与恢复的程度取决于消费环境。今年旅游消费环境不同于2003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负债率是不同的,2003年,我国家庭负债率只有5%,较低的家庭负债率,意味着家庭实际可支配收入水平是高的,为旅游消费扩大提供了支出保证。然而,2019年我国家庭负债率达到了55%,而且负债结构又不同于美国,美国主要是消费负债,而我国主要是刚性负债,房子贷款、车子贷款占有较大比重。疫情过后,在多数家庭收入减少的同时,这些刚性负债必须按期还款,只能通过压缩具有弹性的旅游消费支出来实现,这就限制了旅游反弹的经济空间;二是生活成本是不同的。近年来,我国的家庭生活成本、教育支出、养育成本大大提升,这些刚性成本也制约了旅游消费水平,我们从近几年国内旅游平均消费下降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三是拥有的可支配旅游时间是不同的。2003年的疫情影响的时间与范围比较小,而这次疫情影响的范围涉及到全国,而且持续时间较长,春节假期不断延长,学校开学日期不断推后,大大地占用了工作时间和学习时间。可以想象,在疫情过后,单位和学校为了补上工作与学习时间的损失,将会大大缩短假日时间和暑假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旅游者可自由支配时间就会大大降低,从而减弱旅游经济反弹的力度和幅度。
客观来说,本次疫情对旅游业的负面冲击将远远超过了2003年。按照当前抗击疫情战役的情况,如果3月控制住,稳定住,到4月底,全国的旅游市场逐步恢复的乐观估计,旅游业的损失也是巨大的。在不考虑其它因素下,我们可以粗略地作出以下判断;首先是旅游总量,2019年,全国全年旅游收入总量大体为65000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如果5月开始恢复,入境旅游9月开始恢复,考虑到需求时间因素和消费支出因素,全年旅游收入不会超过40000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旅游收入大体减少24000亿至28000亿元人民币,比2019年会形成35%至40%的负增长;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周期以及旅游市场自然发展规律来看,到2021下半年恢复到2019年规模水平上,旅游业的恢复时间大体需要13个月到15个月左右;其次是旅游市场结构,也就是国内旅游、出境旅游和入境旅游三大市场的恢复,国内旅游特别是短程旅游率先恢复,出境旅游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入境旅游的恢复需要更长时间;第三是旅游形态,自然类的观光旅游率先启动,文化类、娱乐类和场馆类的观光旅游恢复起来比较缓慢,研学旅游、演艺旅游、邮轮旅游恢复起来的难度较大,持续时间较长。与此同时,度假旅游、自然康养旅游将会有一个大的增长;第四是旅游空间,城市旅游会有一个规模性下降,乡村旅游会有一个大的涨幅,其中乡村民宿旅游恢复较快。从旅游目的地来说,自然地理尺度大的地区如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和疫情不严重的地区如贵州、云南、吉林、宁夏、山西、海南,旅游会有一个大的恢复,甚至会一个大的发展,以武汉为中心的周边地区以及长三角地区旅游恢复较为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