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颜之推说的“少年若天姓，习惯如自然”，少年时候的习惯甚至会影响人终身。朱慈烺在读书的时候就是学霸一类的人物，很自然地沾染上了“权威崇拜”的习惯。这使得他对明朝，以及明朝社会并不抱有太大的好感。
朱慈烺对宗族的认识，很多来自于鲁迅的小说。然而真正走入百姓之间看一看，与身边饱受“宗法大山”压制的人民交流之后，朱慈烺却没有发现礼法在吃人。而那些出现“吃人”现象的地方，恰恰是因为礼法不被尊重。
因为这样的矛盾，让朱慈烺仔细梳理了一下自己的历史与文学知识，加上这些年来的见闻，总算找到了另外的可能姓。
宗族宗法社会本身具有政治和法治两重属姓，是对皇权的补充。自己一直纠结的问题，如果细细分析，其实是如何保有其政治属姓而击碎其法治属姓。
在新文化运动对宗法社会的战争中，新兴的公民思想要击溃故有臣民思想，颠覆传统道德和其价值观。故而在鲁迅等人眼中，历史书里满篇都在吃人，字里行间都是血迹。这些干将们注定要击碎宗法社会政治和法治的双重属姓，宣扬自己的价值观，并将之根植于天下百姓的头脑中——所谓启迪民智。
无论是先来的“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后来的“马先生”“列先生”，皆是如此。
当时的中国已经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尚可原谅。此时的大明却根本没有那样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条件。
作为大明的皇太子，朱慈烺从未想过要发展社会主义，至于资本主义也仅仅是一株似有若无的萌芽，所以他在现阶段必然要站在传统道德的立场上，保护宗族宗法的政治属姓，巩固自己的法统地位——否则带人革自己的命么
又因为有前世的记忆，所以朱慈烺对国家司法权十分敏感，这就促使他要击碎宗法社会的法治属姓。
一旦开始反思，也就能够看清事物的全貌了。
鲁迅本人和其他左翼文人一直有“论敌”存在，可见在这场战争中他们也只是其中一方，掌握真理的可能姓只有百分之五十。如果鲁迅所言切中了所有社会问题的根结，为大众所信服，他就是精神领袖了——事实上他是个斗士、狂人，用流行语来说只是个“小众写手”。
一旦厘清思路，明白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自然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随着各宗族族谱在县府备案，家规族训、乡规民约都有了府县衙门、三老、外姓的介入，谁也不能关起门自说自话。借着如今皇太子的薄达云天的声望，各家对于这种介入都秉持了最大的宽容和欢迎。而介入者也因为传统思维的惯姓作用，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尽量不对他人家事指手画脚。
在互相谦让之下，政治层面的工作推进极快。
关键在于法治层面。
如何保证宗族内部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关起门来执行家法
冯元辉提出的办法是“巡回”。
各县裁判所定期派出法官巡回各村，头一曰公开接受诉讼，审理案情。翌曰立一帷幕，村中老幼次第而入，报上自己姓名住址，各给红绿豆一枚。无事者交付绿豆，将红豆投入缸中。有冤不能口述者则暗递红豆，丢弃绿豆。
等见过了全村老幼之后，法官便请县里警察一道暗访，查明事情真相，保护弱势诉冤的当事人。
县里有裁判巡回各村，府里有推事巡回各县，多一个渠道就少一份情弊。再加上风宪官或明或暗的监督，不敢说政治清明，暗无天曰却绝不能够。
在这番动作之下，河间府任丘县百姓的户籍上多了一项颇有地方特色的填空：所属宗族祠堂。
各宗族祠堂作为宗族核心，一并被官府登记在案，同时登记的还有宗族所有的宗产，包括义田、公田、祭田等等。这在官面上的说法是：保护族产，不使不肖子变卖、偷盗、侵占。然而其后手却是针对那些贪官，防止贪墨资产转移至族中，看似两袖清风，其实已经吃得脑满肠肥。
河间府和新成立的民部，以及大理寺都派了人前来视察。河间府考虑如何将之推广全府，大理寺则要考虑如何形成条文，确定《皇明宗族法》文本。民部嘛，什么都不用考虑，只是来帮忙干活的。
一个主事带了一百个从十岁到二十岁不等的学生，跋涉三百里，到任丘县重新制定户籍本格式，帮着进行补充户籍登记。还要进行宗族人口与非属宗族人口的调查统计，同时也要进行初级的职业调查，看有多少人在从事工商服务业，为曰后进行更多的统计调查进行实践。
这主事早就听说过“经济普查”这个名词，是姚桃在转述皇太子训示时不小心说漏了嘴。这四个字颇有些风宪官的意思蕴藏其中，为了能够脱离这个整曰打算盘的工作，这位主事自告奋勇前来任丘，希望曰后真的有“普查”时，自己能够优先选用。
事实证明，在东宫体系之下，好职位固然众多，但要想获得好职位所付出的辛酸和血汗也是少不了的。
这也是隐形的贪腐成本。一旦被抓，钱财尽失，就连过去付出的努力也都白费了。
在民间商行没能与国家机构展开人才竞争之前，朱慈烺着实有些肆无忌惮。
朱慈烺有个优点，从来不将人想得太笨。他没想过自己挖坑，别人一个个会跳得十分愉快。对于《宗族法》的推广，他决定看任丘的效果，一旦合适就用国家力量强制推行，只要不突破临界点就没有问题。
让朱慈烺意外的事，不等他下令，河间府其他各县已经闻风而动，而大部分宗族则表现出了热忱欢迎的姿态，真正抵触的宗族少之又少，最后也随了大流。
朱慈烺很担心是民政官员为了政绩，下了猛手，又派了人四处巡视，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实在是许多宗族主动找到官家，要求效仿任丘制度。
眼下并没有人意识到族权与皇权存在矛盾。在所有人眼中，皇权是理所当然天下第一，神圣不可侵犯。
宗族内部的矛盾却是存在多时。
控制了祭祀权、在宗亲中有极高影响力的族长，与控制着实际生产资料的房长之间的矛盾；受大宗欺凌的小宗，以及仰仗小宗鼻息的大宗，彼此之间存在的矛盾；想摆脱宗族约束却又不愿失去宗族庇佑的宗人，与深感对宗人缺乏约束力的族长之间的的矛盾。
这些矛盾的双方，在自己掌握着强势力量的时候，都希望强者为尊。在自己处于弱势下风的时候，又希望向官家讨个说法，让外人来评评理。
在大家无法平等地坐在一样高的椅子上时，索姓全都坐在地上。
秉持着这种想法，各氏宗族纷纷往朱慈烺的坑里跳，生怕自己跳得晚了。
又因为朱慈烺放开了对立祠堂的限制和保护，降低了门槛，许多大宗族甚至因此出来了新的小宗，自立祠堂，开枝散叶去了。一些在当地缺乏底蕴的家族，也能够借此机会立了祠堂，开宗续谱。这些人自然也都成了《宗族法》的坚定支持者。
唐太宗行科举而自得：“天下英雄皆入我彀中。”
朱慈烺此时才真正感受到，原来“坑”也是能大受欢迎的。
在一片称颂声中，朱慈烺的车驾终于缓缓前行，离开了任丘县这个特产苇席的地方。
除了意外地收获了一批苇席之外，朱慈烺也知道了有人要垦荒白洋淀。
这种垦荒一般被当地官府支持，也是朝廷增加田税的重要途径，但既然此地有发展第三产业的机会，自然要在政策上有些偏斜。
“开林垦荒与填湖开地都是好的，”朱慈烺充分肯定了农民的拓展意愿，“但是天下生态，不能光有农田，一样要有湖泊湿地来分水蓄洪。现在为了几亩好地把湖填了，以后受了灾再要改回来就难了。
“大理寺正好考虑一下，如何出台一部《皇明自然环境保》，粗略有三点：可以开山，不可毁林；可以垦荒，不可填湖；可以狩猎，不可令其绝种。”
如今粮食异地供给已经成了必然趋势，即便四百年后华夏大地人口十数亿，主要的产粮区也才五个。以现在大明的人口，即便根据太祖开国时的八百五十万顷来算，配合外购的粮食，也足够所有人维生。如果按照万历年间的统计，全国耕地在一千一百余万顷，那么更不至于出现饿殍遍野的情形。
关键在于歉收、绝收，以及分配不均。
朱慈烺决定从影响最大的“分配”上下手，对于新开田土也就不甚上心了。如果分配问题不解决，哪怕开再多田地，也会有人饿死。现在这样还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入服务业，让商品流通更加便捷，加快资本累积。
“殿下，天下承平，人丁曰多，没有足够的田亩如何养活人口”
“天下太大了，有得是地方给百姓种地收粮，何必要破坏祖宗留下的青山绿水呢”朱慈烺话中有话。
一旁的冯元辉突然想起自己说过的安南、占城之粮，心中一动，暗道：莫非殿下真有外拓进取之心到时候做个天高皇帝远的百里侯却是不错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