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唐朝，在宋朝走到巅峰的中秋节算是过去了。
宋人不喜欢搞其他戾气重的，却人文气息最为浓厚，不论什么节，宋人过节总是最积极了。
中秋过后当然就叫深秋了，此一时刻蚂蚱也不怎么蹦跶了，天地间一切气息潜伏，不在躁动。依照迷信说法，这个秋后杀人造成的怨气最少，不易被厉鬼缠身所以，所以死囚牢中那个叫宋江的在册死刑犯快问斩了。
鉴于这个局面，史文恭已经秘密南下。不日应该就可到达江州。
乃是高方平去密信召唤老史的。他不是高方平的部下，但这在手续上非常简单，高方平去信之后，史文恭找时文彬请假就可以孤身离开。
在高方平被割除永乐军知军后，史文恭所部就归属是时文彬节制，时文彬才是永乐军的主将。
更早以前高方平有过密令给史文恭，让他严密监控水泊动向，为此史文恭还有过和水泊小股散兵交锋的事。但是最近以来一直没有水泊消息，无法确定晁盖等人是否离开水泊南下搭救宋江了。
高方平分析，兴许在济州有永乐军严密监控，于是晁盖等人便从郓州登陆离开了水泊。可能在路上了，将要实施营救宋江的计划。
对此高方平不确定，却不影响为此去准备。理由是戴宗已经消失了，在江州见不到了，高方平有理由怀疑，被开除后，戴宗那犊子真的犯浑，要上梁山喝酒吃肉了，他消失大概率就是去水泊报信、研究搭救宋江的细节。
晁盖是讲义气的人，吴用则不好说。不过为了他们“聚义厅的合法性”，为了替天行道大旗，很大概率吴用也只能支持搭救宋江的提议，否则山寨的现有头领内，有可能会出现离心的状态。这同样是政治问题，政治总是无处不在。
与此同时，杨志已经带着高方平的文书北上，进京调集粮食。
安排京中亲信组织人马，在京畿附近收购粮食，日夜不同的赶工，生产为复合饲料，然后开始组织运送南下江州。
现在的江南东路救灾中心就在江州，在冬天来临以前粮食就是生命线，必须不计代价，打赢这场江南粮食保卫战。
暂时只能先这样，朝廷未必能够指望。鉴于体制问题，大宋又没有健全的“储备法”，所以张叔夜的手里，其实可用的余粮比较有限。西北日子仍旧不好过，加之宗泽判断宋夏之战有可能再启之后，朝廷要一定程度对此做准备。
北方有余粮，但是如果户部出面牵头，要从北方组织运输粮食到江州，限于这个时代的运输能力，以及官僚机构的低效、懒散、腐败，那个代价太大了，朝廷付出的成本价格恐怕比江南的黑心粮食要价更高。
所以张叔夜已经对高方平较底：朝廷已经没有能力管你江南东路，老夫力排众议推你上江东转运使位置，就是要你能做到“不可能的任务”，不许推脱，誓死抗住此番江南的粮食危机，以此为前提，今年你江南无需缴纳粮食回户部，银钱一定程度减免，另外非常之时，老夫允许你动用一定的酷吏手段闯祸。
不论是什么原因，尽管水灾不是高方平造成的，但是历史从来不温柔，自来以成败论英雄，这些就是高方平目下面临的。
如果这战输了，高方平以往的所有胜利都白搭，饿死的人一多，威望也就没有了。
所以不可避免的，此番高方平去信京城，也以“倒爷”的身份上阵了，誓要掏钱打赢这场粮食保卫战。在经济上高方平会亏本，但是在政治上是切身利益，妈的这才是政治资金的正确用法，其他的用法其实并不正义。
此番算是政治和经济两手准备。
仅仅依靠权威，威胁那些官员去和他们的狗腿子粮商达成妥协，还不够保险，高方平不完全信任那些鲨鱼，形式不对的情况，他们仍旧存在反水的几率。
但是一边通过权力压制他们，一边以经济的手段从京城民间组织粮食南下就是双保险。在气势上就有可能压住他们，一但形成没有他们、高方平也能单方面扛住粮食危机的形式，江南粮商内部积压了太多粮食的一些商人，就会出现立场动摇，兴许开始偷偷的放粮。
那时候开了口子就是踩踏效应，兵败如山倒。是的资本市场没有惊喜，就这德行，一个东西，大家认为值这么多的时候一个都不卖，它在账面上就值那么多。一但形式转变，这些趋势投资者没谁是傻子，都希望别人来接盘而他们撤退。
到时候整个江南东路，全是乌云盖顶的“卖盘”，粮食危机自然就解了。吃不饱是肯定的，价格仍旧贵是肯定的，但是撑过这个冬天，明年就是绝地反击的时刻。
在古代出现系统性的粮食危机，其实不是粮食本身的危机，而是运输能力的危机。
不是说真的没粮，而是古代没铁路，船运能力也非常有限，所以几乎没有能力在需要的时候，大面积的对受灾地区输血。
外部粮食运不进去，那么随着受灾地区内部的粮食越来越少，卖儿卖女饿死人的事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十倍粮价格只是刚刚开始。
走陆路在古代就是打战，特别是灾难之年，漫山遍野都是半民半匪的存在，大多数平时不人的百姓，也会在大灾之年变为抢粮食的群体。加之官府低效不作为，就让大面积的输送粮食成为一种奢望。
就算不考虑治安方面的因素，限于古代的劳动生产力，运输能力，也很难真正形成规模性运输。
其实物资运输到一个地方的最大成本不是货物本身，而是途中的一切损耗，譬如江州到京城需要走数十日，一吨粮食的运输队伍，在大宋缺少马匹的情况下，需要投入六台牛车，至少十几个人力。原始的运输车辆负重长途运行，磨损修理也是非常麻烦的。
加之随行的保镖卫队费用，民夫牲口路上消耗的粮食和银钱，各处关卡公差的盘剥，层层吸血，一趟走下来，价值十七贯钱的一吨粮食，运送成本恐怕就要高达三四十贯。
所以这是最烂也是最好的时代，诸如卢俊义那种有能力走货的教父就算不非法，也能赚大钱。不会被抢，就是他卢俊义的生产力、竞争力。
就是基于这些因素，江南大水之后，还没有真正出现粮食危机时，那些粮商挂出了三贯钱一石米的价格，是平时的三倍。
这是投石问路，也是外地粮商的成本价。
那么在理论上就算三倍粮价，也真不会饿死多少人的。为什么高方平当时说三倍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
因为现在的三倍粮价，仅仅是江南本地商会联盟排外、挡住外部粮商进入江南的一个手段。商人是逐利的，譬如东京的粮商一看，江南只是三倍的粮价，他们运进来也没有利润，所以就不会提前布局。
而一但外部奸商不准备竞争，这就形成一个趋势，就会导致江南的粮食越来越少，最终于某个时刻开始爆出十倍乃至二十倍。
真出现二十倍粮价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奸商跑路，其余人套牢的时刻。早前没有准备的外部粮商不是傻子，不敢那个时候进场。那个时候进场除了被饿疯的暴民杀死外，根本就不是来赚钱的，那叫接盘侠。
这个过程在古代是一个循环，并且是死循环，近乎无解。大明朝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死于这个“循环”之中。
后世说的要想富，先修路就是这个理。修路代表通商，通商，就代表可以打破本地奸商的垄断环境。
而江南东路的垄断环境，高方平已在着手对付。依托现在已经堪用的第二十三代轴承铸造的运输车辆，能够最大程度的节省运力，降低运输成本。加之高方平运粮可以不被各处官差盘剥，不被土匪抢劫。所以此番经过初步测算，高方平的团队有可能把运到江州的粮食，控制在平时一点八至一点九倍的价格间。
并且这只是保本的价格，如果高方平更极端一些，为了赚取名望略亏损一些，维持在平时一点七倍的价格，并且不是大米而是全营养饲料。由此一来，基本上，就形成了高方平于会上宣布的策略：粮食价格允许比平时略高，但不许丧心病狂。
也就这么一次了，往后随着大江南工业基地的铺开，轴承越来越成熟，吏治环境越来越好，工业技术提高，船运吨位提高。这一切都在全面疏通大宋的血管，垄断暴利事件会越来越少，两点五倍粮价兴许在蒸汽机革命前还是会有的，但是十倍粮价一定会成为历史。
那么上述情况是在大宋。
如果要问这个时期其他大陆的人类是什么样的生存状况？洗洗睡了，基本就不算人，一但有事就等着一片一片的死。因为在那些野人的世界里，这个年景没有一个如同大宋会讲“政治正确”的政府。
是的大宋很烂很腐败，很低效。但是至少政府还把不饿死人当做政治正确，的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这也就是大宋三百寿命，至亡国时候仍旧没有全国性农民起义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