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
这天中午一过，迅速组成的公安分局专案组更是雷厉风行，一行人在派出所所长“项鬼子”的引路下，搭乘两辆北京牌吉普车，浩浩荡荡驶向我家住的大杂院。
我家毗邻“慈恩寺”，坐落“天王殿”北边胡同。
据说，吉普车拐进胡同时，还惊动了许多歇晌的人。
大人们翘首张望，小孩子们撒开脚丫子，尾随吉普车的后面。因路过于狭窄，车子开开停停，几个淘气的顽童撵至车头前，一边跑一边张牙舞爪叫嚷，惹得喇叭响个不停。当车子停下，看到下来几个身穿制服的民警，小孩子不叫唤了，大人们也直了眼。
在聚集人群中，有人忍不住窃语道，这是抓谁来了？
我家住的地方，是由二十多间房子围成的大杂院，聚居十几户人家。庭院很大，院子中央有棵一抱多粗的老槐树。每逢到了春天，那繁茂翠绿的叶子间，缀满一串串铜钱般的槐树花。在大树东面，有一趟东厢房，中间是我家，和二大妈家相邻，挨着大门洞。
我娘告诉我，二嫚前脚刚刚走，公安局的人就闯进家门。
她说，他们个个紧绷着脸，横着冰冷的眼珠子，直勾勾看着她，看得她心慌慌，身子都激灵儿好几下，直到人家动手玩真格的，开始翻箱倒柜时，才慢慢缓过神儿。
她还告诉我说，一开始，几个抄家的人翻得很仔细，连箱子里的针头线脑儿、炕柜里的棉絮和被套都给折腾出来，过筛子一样查了一遍。呵呵，在他们翻腾柳条包时，这伙人翻着翻着突然就住了手，还互相看了看，便撇下那个柳条包息兵撤退了。
我纳闷儿，问，怎么不翻了？
我娘咯咯笑了，笑的不大自然，没有回答我。
虽然我娘没有给我一个答案。
但是，我二姐却揭开了最后谜底。
我还没来得及细说，在我上面除了有两个哥哥，还有两个亲姐姐。而且，我两个姐姐的年龄比我大哥、二哥还要大，毫无疑问，她们才是我们家真正的老大和老二。
我记得，这事过去了好几年，好像某年元旦的一天，一家人正热热闹闹吃着饭，我那个蛮不讲理的二姐，又和自己老爷们掐起了架。她尖声大骂，“老娘们咋的？好老娘们也比你这个窝囊废厉害！当年老娘一条月经带就能吓跑一群警察，你这个爷们行吗？！”
尽管我早已经记不得，二姐为什么这般辱骂二姐夫。不过，她扯着嗓门这一声叫骂却让我牢牢记住了。我好生奇怪，有一天再去追问我娘，她才不大情愿讲了事情原委。
乌云密布须晴日，
于无声处有惊雷。
嘿嘿！原来在那柳条包里，藏着一条二姐出嫁前用过的月经带。偏巧，这条月经带正让专案组主事那个人给拿着了。没有人知道，是主事的人感到了羞辱还是晦气，反正他一甩手，扔下那条月经带就领着人马撤走了，终止了这一场注定毫无收获的抄家行动。
……
谁身上的虱子咬谁，
谁家的梦谁家的人去圆。
当天晚上，除了我在拘留所，一大家人聚齐了。
和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一样，我家每个人都属于凡夫俗子，一天吃几顿饭，至少还得拉一次屎，然后再撒几脬冷尿，熬到点就一头倒在炕上睡觉，俗称“三饱一倒”。
先说说那个长着苦瓜脸的我爹。
那年，他老人家五十多岁，建筑公司做瓦工，靠摆弄水泥、砖头和砂子活着。从我记事时起，每天他早早出门，天黑黑才回家，除了睡觉在家，几乎把睁眼睛时间全泡在单位。单位领导也对得起我爹，年年让他拿回家几张奖状，已经挂满我家一面墙。
再说说一个大字不识的我娘。
连自己名字也写不好的我娘，每天她除了烧火做饭还是烧火做饭，无论酷热的夏日还是寒冷的冬天。白天上学上班的人都走了，她还要收拾卫生，缝缝补补衣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娘天天就这样忙活儿，却没耽误她最重要的本质工作，用自己那个包容天下的牛逼肚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人类，繁衍了几个正在继续繁衍和将要继续繁衍的后代。
最后说一说我的姐姐和哥哥。
我大姐叫李桂兰，那时候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年轻母亲。她在纺织厂做挡车工，和我大姐夫一个单位。大姐夫绝对算得上一表人才，他有文化，老国高毕业生，能写一手文章，在厂党委办公室做秘书工作，是一个小官，属于我们家里中最有头脸的一个人物。
我二姐叫李桂花，比我大姐小两岁，在副食品商店做售货员。女以貌分。只因她脸盘儿赶不上我大姐周正，寻找男人的时候费了不少周折。照我看，二姐也并非丑陋之极，只是两眼间距离稍微宽了一点，一个蒜头鼻子还塌陷了那么一点。自古以来，有女不愁嫁。最后迫不得已，在她即将成了老姑娘之时，嫁给在我家胡同推垃圾车的环卫工人。
至于我大哥和二哥，没啥可说的，两人都是一眼能看到身子骨里的透明人。一个在军工厂做车工，目前和大嫂正筹备生第二个小孩。一个正念中学，今年秋天将要毕业。他们正处于人生黄金时代，属于一张刚打了底色的画纸，那上面还没有描上几道笔墨呢。
俗话道，十万熊兵聚，难及一良将。
我娘和我说，全家人是都聚齐了，也只差我一个人不能来。可是，大伙儿一听完事情的全部经过，个个都成了吊在藤架上的闷葫芦，谁也不吭声。会抽烟的人，一支接一支；喝水的人，也是杯子不离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大眼瞪小眼全没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