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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遇袭一案就这么草草结案了。可是朱常润对这件事情的思考却没有结束。他认为这是一起非常复杂的政治事件，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所为，可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朝廷的某些党派所为，希望通过此事达到浑水摸鱼、借机闹事的目的。甚至也不排除此事与太子有关，想借此机会打击福王集团。
政治斗争非常可怕，可是处于朝廷之中，又难免卷入这个或者那个政治斗争之中。朱常润自己也认为，虽然太子遇袭一案，自己能够置身事外，可是谁能保证每个事件都不卷入其中呢？
为此，朱常润提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他让王士珍派遣大量秘密卫队情报组成员到京城，负责收集朝廷形势以及官员帮派情况，甚至官员家庭成员，与谁走得近，与谁有过节都要调查，定期向自己汇报。
虽然太子出面表态将遇袭一案了结了。郑贵妃、福王朱常洵乃至福王集团也算是度过了难关。可是东林党人并没有要结束的意思。他们又找到了新的攻击方向，那就是福王前往封地洛阳的问题。
对于这件事情，朱常润在王士珍前期收集到的情报了解了个大概。朱常洵是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目前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因此万历皇帝就想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是众大臣和李太后坚决反对。
朝廷围绕这个问题争斗了整整十五年，先后逼退四任首辅、各部领导十余人，牵扯到京城和地方三百多名官员，其中有一半的官员受到罢官、解职、发配等处理。从数据上就可以看出来这场争斗是多么的激烈。后期万历皇帝看见官员前仆后继的提出册立太子的建议，一气之下以荒废朝政来表示抗议。
皇帝与朝臣之间就这么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最后还是万历皇帝做出了让步，同意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这件事情才算结束。
可是按照明朝规定，亲王受封以后，一定要到自己的封地居住。万历皇帝将福王的封地选在了洛阳，可是万历皇帝并没有要将福王送到封地的意思。
福王受封后，过了大约两年，万历皇帝为福王举行了一场非常隆重的婚礼，据说花了大约三十万两银子。万历皇帝对他这个儿子可是非常舍得花钱。后期又开始在洛阳为福王造福王府。前后建造了几年，竣工时一计算，共计花费白银二十八万两。
洛阳福王府既然已经竣工了。按常理，福王朱常洵就该到自己的封地居住了，并且不能回京城看望自己的母亲。对于这一点，郑贵妃是受不了的。她天天跑到万历皇帝那里，用她那使用了不知道多少次的伎俩—哭。坚决不同意福王朱常洵到封地洛阳居住，万历皇帝和她的想法一样，也不愿意让这个儿子到封地洛阳居住。于是万历皇帝采取了一个拖延战术，就是不下旨让福王朱常洵到封地居住。
朝廷的大臣们可就不干了。既然已经封朱常洵为福王了，就应该让他到封地洛阳居住。让一个分封的亲王继续留在京城，而且是一个非常受万历皇帝宠爱的亲王，难免让人产生皇帝有废长立幼的想法。
大臣们依然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向皇帝上奏疏，希望福王朱常洵早日到封地洛阳居住，因为福王一直呆在京城的话，对太子朱常洛的地位将构成严重威胁。最后逼得万历皇帝出面表态，目前福王府还没有最后竣工，待福王府竣工后，立刻下旨让福王到封地洛阳居住。
过了两年，洛阳的福王府终于竣工了，可是万历皇帝却要求福王明年春节后再走。第二年春节过后，万历皇帝依然没有让福王走的意思。大臣们无论怎么要求，万历皇帝就是不表态，就是这么拖着。
太子遇袭一案发生后，经过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积极侦破此案，才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查清楚。福王集团受到很大打击。此时朝廷官员又提出了让福王朱常洵立刻离开京城，到封地洛阳居住的奏章。
万历皇帝被逼无奈，只好下旨让福王朱常洵出发，到自己的封地洛阳居住。可是他却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将洛阳周边的四万顷良田拨给福王。
朝廷众大臣群起反对，内阁首辅叶向高上书说道：“您作为皇帝，三番五次地违反与臣子的约定，又给了福王这么多得待遇，同样是您的孩子，太子却什么也没有。现在您又要拨给福王四万顷良田，天下百姓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想呢？”万历皇帝看见这本奏疏后，放弃了拨付福王洛阳周边四万顷良田的打算。
福王就这么离开了京城，来到了他的封地洛阳。可以说，福王没有离开京城前，太子朱常洛的地位非常危险，很不牢固。福王离开京城后，客观上太子朱常洵的太子之位得到了巩固，受到了肯定。
朝廷这边就这么消停了。可是顺天府这边还得继续努力发展呀。朱常润前期将匪患问题解决了。除了匪患，顺天府还聚集了大量流民。有些流民还算本分，在当地找份工作，老老实实的过日子，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价值。可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流民则是不劳而获。
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流民，还得从张居正的改革说起，当年张居正进行改革的时候，有一个考核的办法，大家都叫其考成法，这个可是张居正的重要改革内容。主要内容就是，工作指标要层层落实，如果有人完成不了，轻者就是罢官，重则就是判刑。
这个考成法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非常害怕。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这种落实工作任务的方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当时的张居正对自己的这个考成法非常满意。
可是张居正光得意去了，他只是看到了考成法的优点，对于考成法的缺点却并不了解，或许张居正大人根本就没想到这个考成法会有确定，也许在他的眼里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法，根本没有缺点。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假如朝廷规定，今年户部收取的税银定为一百万两，户部就会分派给下辖的十三个省。假设分配给河南十万两。这件事就下派给户部河南司的郎中，由他负责监督执行。
河南司收到这个任务指数后，就会督促河南巡抚来负责办理此事，河南巡抚就会安排河南布政使来负责此事，限期缴纳完毕。
河南布政使就会着急各级知府，继续分配任务，限期缴齐。各级知府领完任务回去之后，又会召集各县知县，按规定数量，限期缴纳。
知县大人回去后，就会安排县衙衙役进行税金收缴。可以说到县衙衙役这一层次，基本就是最终落实任务的人。为了能够完成任务，免于受到惩罚，他们就会挨家挨户地收税。
就现代管理学而言，这个方法比较合理，并且大明朝使用了二百多年，没有出现重大问题。可是考成法出来之后，事情就麻烦了。
原来朝廷向下考核命令后，基层如果完成不了，可以与朝廷商议一下。并且是三年一考核，如果你今年业绩不是很好，可以灵活掌握，明年在继续努力，继续好好干活。
可是考成法出来之后，上峰给你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任务。如果工作中有不完善的地方，自己进行解决。如果自己解决不了，那么就会受到下台受罚的的惩罚。
这么一来，大家就成了坐在一艘船上的人，谁也跑不了。县衙的衙役完成不了任务就会连累县令，县令完成不了就会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这么一层层调查情况，追究责任。
于是，为了完成任务，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最底层的衙役只能压老百姓了。如果是风调雨顺的年代，各级官府完成任务基本没有问题。
可是到了灾年，工作还得继续做，县衙衙役依旧是按照任务数量，到各家上门进行服务。可是老百姓无论多么讲述自己生活不容易，都不会得到理解。
考成法的业绩与官员的官位挂钩，工作完成非常快，评定就会越快，升官的概率也就越快。所以，后来有些官员就开始耍小聪明，进行虚报。连一些非常贫穷、落后的地方，官员为了升官，就把数据往大了报，而且都是虚数。
可是朝廷却不管这些事情，既然报了这么多，那么就得完成这个数目，于是县衙衙役就开始一户一户的进行税银的收缴工作。收不上来就进行逼迫。逼迫不起作用就采取打得方式，如果打急眼了，就会有人跑了。这些跑掉的人员就是流民。
为此朱常润决定双管齐下，解决顺天府境内的流民问题。一方面命令赵瑾瑜对流民进行两手处理，一是招募流民进入民团组织，成为民团的成员，另一方面对恶贯满盈、无恶不作的流民，派出民团进行剿灭。
另一方面，朱常润在顺天府境内开辟了大量的荒地，安置流民进行耕种，并且调动部分资金为这帮流民盖了房子，可以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从庄稼收成里逐年扣除。
通过以上两个方式，极大地缓解了顺天府的社会治安形势，社会矛盾也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可以说朱常润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困扰各级官府的流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