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那些儒生开口道德，闭口道德，却私底下广收贿赂破坏朝纲，鱼肉乡里欺霸一方？”
“因为他们只有私德，只懂得孝悌忠信，只看得到自己的利益和对自己好的人的利益。他们却不懂得什么是公德，不知道要遵循社会的整体利益，做有利于社会的事情。”
“如果只有孝悌忠信的私德，却不懂得社会公德，那别人给你银子让你去帮助坏人鱼肉百姓，为什么不做？与你不认识的百姓和孝悌忠信有什么关系？鱼肉百姓并不违反孝悌忠信的价值观啊！”
“如果当权者都是只懂得孝悌忠信的儒生，那谁会秉持公正？谁会关心社会的效率？谁会去分辨是非？谁会懂得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和担当？”
“当权者没人关心社会公正，没有人操心社会的效率，一个个只懂得孝敬养育自己的父母，忠心给自己权力的皇帝，最后官场岂能不变成党争夺权，贿赂腐败的污瘴之地？如果官员们只讲儒家的私德不讲公德，那些给银子贿赂他的奸人，和养育他的父母有什么区别？都是恩主！”
“儒生们只讲私德不论公德，最后就会变成手握权力待价而沽的衣冠禽兽！一群衣冠禽兽占据朝堂，混乱社会，建奴杀过来时候，我们挡得住吗？”
“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只有私德，没有公德的社会，社会的组织能力就会越来越不堪。百姓没法种田，士兵没法作战，我们汉人就会亡国为奴！”
李植顿了顿，看了看座位上坐着的懵懂少年人们，大声说道：“然而在天津，我们要建立一个讲公德的社会。”
“我们是未来天津的官吏，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其出发点都应该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最优，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最优，不是为了对自己好的人最优。”
“如果有收税的税吏欺辱小民，哪怕那个税吏和你交好，你也要挺身而出为小民做主。因为小民被欺负，税收制度就会乱。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说话的话，就没有一个小民还有动力去挖水井建水利，没有人去肥沃田地。小民甚至可能会抛弃田地去流亡，投贼。”
“如果有奸人欺负外地来天津做生意的小商贩，即便那个下手的奸人是你的朋友，你也该挺身而出为小商贩出头。因为只有这样，天津的社会秩序才完好，才会有更多的人想来天津经商，让我们的城市繁荣。”
“这些是身边的小事。往大处说，如果天津以后打起仗来，有人杀良冒功，你该恪守孝悌忠信而熟视无睹吗？如果你有公德，就该挺身而出惩罚那些杀害普通百姓军头恶徒！”
“如果有公德心，就不会像那些只有私德的儒生一样，坐视国家的银子被层层官员贪污盘剥，无动于衷。”
“一个家人没有公德心的家庭，会不断衰败。一个当权者没有公德心的国家，迟早会灭亡。大明朝坐拥几千万田赋却养不起十几万边军，坐拥百万卫所军却打不过几万人的建奴，就是因为朝堂上的官员们没有公德，所以江河日下。”
“你们是我李植的学生，是未来天津的官吏，在天津，我们绝不能再建立一个只有私德没有公德，只有利益没有是非的社会。”
“以后在天津，我李植选拔官员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能力强不强，而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公德。有公德的人能力差一些，也可以监督有能力的手下为社会牟利。没有公德的人能力若是强，这种能力会变成为自己牟利的可怕武器。”
“我们要在天津建立的，是一个人人懂公德，处处论是非的天津。让天津的每个农民，都能安心地兴建水利肥沃田地，种出更多的粮食。让每一个匠人都能安心地提高手艺，能凭本事发家致富。让每个小商贩都能安心计划进货销货，在货柜上摆满各种商品，不会担心青皮来勒索，不会担心衙役来盘剥。”
“我们要建设的，是一个有公德心的新社会！”
恍如一张张白纸般的少年人们看着侃侃而谈的兴国伯，一个个激动得眼睛发光。建立一个人人安居乐业没有欺压没有不公的社会，是千百年来汉人的最高理想，这些懵懂的少年人，同样渴望能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中。
兴国伯如今要带领大家亲手建立这样一个社会，这让学生们如何能不激动？
李植笑了笑，说道：“今天是你们第一节课，由《公德课》老师来给你们讲‘吏之公德’，学习作为一个官厅吏员，该如何以身作则维护身边的社会秩序。大家鼓掌欢迎我们的老师。”
在学生们的掌声中，一个瘦弱的年轻人正了正头巾，走上了讲台。“同学们，我是你们的公德课老师，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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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五，李植坐在总兵府二堂内，和负责创立《天津日报》的“报社总管”桓义华讨论日报的种种事宜。
李植要发行大明朝的第一份正式的报纸。
说起来，大明朝也是有报纸的，邸报应该就算是一种早期的粗陋的报纸。每天各种奏章被六科廊房公开出来后，朝廷通政司的文吏们便带着纸笔去把重要的奏章抄录下来，然后组织人手，把这些奏章抄为邸报。
但是邸报要“抄传手”层层抄写传递，显然不能每条奏章都及时抄传，而是要个把月才整理成一册流传出去。虽然到了崇祯年间，通政司开始用活字印刷邸报，但邸报依旧是半个月印刷一次。而且印刷的数量有限，低级官员如知县之类的想看邸报，还是要等上级官僚看完了，才一路轮下来能看上一份邸报。
这样的邸报，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而且邸报上只有各地奏章，并不收录各地新闻，也是一大缺陷。
李植要发行一份每天发行，及时登录各地新闻，用白话文书写，只要识字的人就能看懂的《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