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有人进贡了一只奇异的鸟，拿各种食物喂它，它都不肯吃。东方朔看见这只鸟，就说它的名字叫毕方，爱吃蛙类和荸荠。一试验，果然正如东方朔所说。皇帝问东方朔怎么知道的，他说《山海经》中有记载，看了自会知道。皇帝大感惊奇，于是向东方朔索读《山海经》，还下令朝廷大臣都读《山海经》，并对昆仑之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公元前119年，汉朝已控制了河西走廊，并派遣卫青、霍去病出击漠北，准备彻底击溃匈奴。此时，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并命张骞根据《山海经》以及《尚书禹贡》的记载找到昆仑所在。对汉武帝颇有微词的人认为此举隐藏着求仙动机，也有人认为他其实就是为了寻找美玉。但不管汉武帝出于何目的，他促成了张骞的这次开创历史的伟大行动。
这一次，张骞开辟了功垂千古的丝绸之路。他也没有忘记皇帝交代的特殊任务。依据“河出昆仑”这条重要线索，张骞派遣的专家组带领探险队顺着塔里木河寻找河源。
《汉书西域传》称，“河有二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历尽千难万险之后，探险队终于在于阗西南方的玉龙喀什河源头找到了“群玉之山”。这里属于葱岭（今称帕米尔高原）东南部，有着大规模的冰川，巨大的玉矿床就在冰山之下，但是无法开采，只能到冰河中拣玉砾。在此还可以看到西南面有座“高万仞”的大山（海拔7562米），冰雪覆盖，光芒四射，可望而不可达，当地人称之为“喀朗圭塔克（意为黑石）”。探险队将拣到的美玉带回长安，汉武帝以及专家们根据皇室所藏图书进行校验，发现其中有种玉正是古籍中所说的“琅”，产于“槐江之山”。而《山海经》称槐江之山“南望昆仑，其光熊熊，其气魂魂”，“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汉代语音“喀朗圭”与“昆仑丘”读音相近，于是汉武帝正式确认于阗西南的“喀朗圭塔克”为《山海经》中所说的“昆仑之丘”。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大宛列传》中也记载了这件事：“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汉武帝确定了昆仑之丘所在，一千八百年来，不断有人提出疑问，但由于缺乏实地考察的条件，心怀疑问的人都未能推翻之。隋唐时突厥人所说的“喀喇昆仑”（意为黑山）也指此处。唐朝人还认为喀喇昆仑与祁连属同一山脉，将喀喇昆仑称作“西昆仑”，将祁连山称作“东昆仑”，二者之间的整条巨大山脉统称作“昆仑”。同时，唐宋两代也认同《山海经》、《禹贡》、《水经注》等古籍所说的“河水”是指西域的塔里木河而非黄河。
但是清朝的康熙皇帝却认定古人所说的“河”就是指黄河，“昆仑之丘”当为黄河的源头。唐太宗曾派李靖探寻过黄河源头，认定遍布小湖泊和泉眼的星宿海和终年积雪的大积石山（现被藏人称作阿尼玛卿山，海拔6282米）为黄河源。康熙既想扳倒汉武帝的这桩铁案，也想推翻唐太宗的结论。
康熙三次派遣考察队重新探寻黄河的源头，越过星宿海继续前行，找到了上源的三条支流。虽无法确定正源，但是考察队发现了南面的一座终年积雪的高山（海拔5267米），藏语叫“职权玛尼木占木松”（意为祖山），蒙古人称之为“巴颜喀拉”（意为富饶的黑山）。康熙认为“喀拉”即“昆仑”，于是钦定巴颜喀拉山为“昆仑之丘”。后来据说**有位大喇嘛进京朝觐，告诉康熙皇帝昆仑就是佛经中所说的阿耨达大山，就是喇嘛教的圣地、印度河源头冈底斯山，梵语称“开拉斯”（意为雪山，主峰海拔6721米）。于是康熙便称冈底斯山为“大昆仑”，称巴颜喀拉山为“小昆仑”。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中的“两昆仑”即指“大小昆仑”。
康熙的说法纯粹出于政治目的，与各种地理古籍所记载基本不符，完全经不起推敲。率先勇敢地站出来质疑圣祖皇帝的是近代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魏源。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有一篇《释昆仑》，其观点源自于在汉武帝说法的基础上，对地图和近代地理资料的考证。魏源也认为古籍中所说的“河”指黄河，但他认为塔里木河才是黄河的正源，于蒲昌海（即罗布泊）开始潜行地下，至甘肃小积石山复出。罗布泊是塔里木盆地的汇水中心，只入不出，水面又没有什么升降，在还不懂蒸发原理的时代，最简单的最直觉的解释是湖水潜行地下流走了。黄河源头又不远，所以魏源说“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塔里木河潜行地下复出为黄河的说法，如果不考虑海拔高度差的话，确实可信。
传说中，无论中国人所说的“昆仑之丘”，还是印度人的“阿耨达大山”，都在大地中央，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从地图上看，亚欧大陆的中央就是葱岭，即帕米尔高原。魏源认为帕米尔高原上的乔戈里峰就是世界最高峰。而乔戈里峰事实上也正是世界上垂直高差最大的山峰，靠中国一侧单峰高差达4700米，海拔也仅次于珠穆朗玛峰。他还认为汉武帝的说法过于片面，“昆仑之丘”并非某座山峰，而是一系列山脉的总称。而葱岭一带名为“喀喇”或“喀拉”的地方很多，如喀拉峻山、喀拉库里湖、喀拉喀什河。因此他主张“昆仑之丘”应指整个葱岭。魏源还主张瑶池即新疆的哈喇淖尔（又称大龙池）。
随着大清王朝的轰然瓦解，**统治彻底结束，中国人的思想又再次活跃起来。康熙的说法很快被人推翻，魏源的观点也站不住脚。罗布泊湖地海拔800米左右，而甘肃小积石山最低处海拔1735米，黄河伏流重源的说法在海拔测量法发展起来后，显得很荒谬。于是人们对“昆仑之丘”的讨论重新浮出水面。
台湾作家苏雪林（鲁迅死后，以“反鲁斗士”而闻名）女士认为“昆仑”以及“阿耨达”就是圣经中说所的“亚拉拉特”，在西亚的土耳其。她的主要依据是《山海经西山经》记载“昆仑”有“河水、赤水、洋水、黑水”四条河发源，而《圣经》也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印度神话中的“阿耨达”也有“银牛口，金象口，玻璃狮子口，琉璃马口”四条大河流出。
1985年，历史学家何幼琦先生发表了《海经新探》一文，认为《山海经》所描述的地方其实很小，方圆不过千里，古昆仑就是山东的泰山。他对与昆仑有关的河流都作了考证，河水即黄河，赤水即沂水，流沙即泗水，弱水即大汶河，青水即肥河，黑水即大清河，（后来又说是小清河），洋水即沭水，西海就是古巨野泽。
1987年第5期《民间文学论坛》发表王红旗论文《昆仑山地望探索》,首次指出古昆仑即今日河套以南的鄂尔多斯，但缺乏依据。王红旗先生号召社会各界给予资金和有关方面的支持，相信能够在那里找到众帝之台和昆仑**的遗迹。1999年，画家孙晓琴还根据王红旗对《山海经》的解读，历经5年，于1999年9月9日绘制出巨画《帝禹山河图》。
2006年，青海省湟源县还组织了一批当地专家学者召开座谈会，认为古昆仑就是湟源县境内的野牛山。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这些专家认为“西海”指青海湖，“流沙之滨”指青海湖湖东沙漠，“赤水”指黄河，“黑水”指大通河。《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昆仑“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野牛山上世代供奉的“阿妈”女神就是“西王母”。
2006年，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发表《昆仑地望考》，认为古昆仑在今祁连山西段。河水即黄河支流大通河，赤水即洪水河，黑水即疏勒河，西海即居延海。他的主要依据是“昆仑”与“祁连”谐音。《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昆仑“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这里“然”通“燃”。祁连主峰周边不少峰峦色红如火，如酒泉的红山、玉门的赤金山等；祁连主峰附近不少山坡、山谷、盆地富含煤矿、油矿，如民乐县南的群山中许多煤矿是露天的，玉门市石油河里自古以来涌出地表的石油汩汩流淌，“炎火之山”当指煤、油的燃烧。燃烧的煤、油中当然会“投物辄然”。《书胤征》说“火炎昆冈，玉石俱焚”，指的即此事实。
2007年，辽宁省朝阳师专校长、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雷广臻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古昆仑就是燕山。他的主要依据是《山海经》“海外西经”和“大荒西经”都记述了黄帝的事迹，而黄帝、颛顼的活动地就是古昆仑山或燕山的红山文化区。另外，传说黄帝在作战时用玉做兵器，红山文化出土文物中有玉兵器；传说黄帝妻嫘祖养蚕，红山文化出土文物有蚕玉器；传说黄帝乘龙升天，红山文化区是龙文化起源地之一；《资治通鉴》中明确说到的黄帝的孙子颛顼的活动地在棘城，而棘城就是今红山文化区的义县。据此，雷广臻说：“古昆仑山即燕山，为**之地，文明昌盛之区，孕育了红山文化。”
近年来，网络上还流行一种更为大胆的假设，认为古昆仑是现在非洲的肯尼亚高原，证据颇为充分。他们的主要依据还是《大荒西经》中这一段：“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也类似狮身人面像?)。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西海即地中海，流沙即撒哈拉，赤水即红海，黑水即青尼罗河，弱水即尼罗河（Nile与弱谐音），弱水之渊即东非大裂谷，炎火之山即乞力马扎罗活火山。西王母即示巴女王，示巴女王觐见过的所罗门即周穆满（周穆王名满）。昆即肯，仑即land,与尼亚同意。丘字甲骨文为两个三角形，代表乞力马扎罗山两个相连的主峰。乞力马扎罗山基本气候，由山脚向上至山顶，分别是由热带雨林气候至冰原气候。风景包括赤道至两极的基本植被，果然是万物尽有。而肯尼亚高原也被多数西方人类学家认为是人类的发源地。
纷纭的众说，使圣山昆仑迷雾再起。
“晓茹，如此多的说法，你信哪一个？”一口气拿出这么多的论调，杨健岳教授反问道。
（本章很多内容来源于网络，因不知道原作者，因此在此向原作者表达敬意。之所以这么多的引经据典，乃是为了下文作铺垫，在此，对读者表达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