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的孝也是出名的，所以形成这种性格，与他的家世和特殊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海瑞四岁丧父，他的母亲谢氏在盛年时守寡，与少年海瑞相依为命，他视母亲为天使保护神一般，自小对母亲说的事言听计从。母子俩最初在海南岛过着穷苦的日子，靠着祖上留下的十亩薄田维持生计。
谢氏深知幼儿教育的重要，在启蒙学习阶段就让他读《孝经》《尚书》《中庸》等圣贤书，在海瑞的心灵深处牢固树立起儒家的道德观。为了求学上进，谢氏可说是费尽了心思，他不许少年海瑞玩耍嬉戏。所以从小到大，海瑞没有幽默感，不善于交朋友，总是老气横秋，言词有板有眼，是个老夫子的形象。在母爱的畸型培养熏陶之下，他养成孤僻的心理，和认死理的倔强性格。
海瑞一生结过三次婚，纳过二位妾，大夫人潘氏嫁进海家之后，勤劳肯干，性情也不错，但是谢氏处处挑毛病，骂她是女骡转世，还唆使儿子续弦。理由十分简单，潘氏多年不生育，这是被骂女骡的原因，因为骡子没有生育能力，有碍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礼教，他只得休掉发妻潘氏。
继配许氏生了两个女儿，为有着深刻封建伦理观念的海母所不容，由于同样的原因被逐出家门；后来三夫人在极为可疑的情况下暴毙，此事被传得纷纷扰扰，言官参劾他有杀妻之嫌，后来不了了之。另一个妾在屈辱中度日如年，也在同月自缢身亡。
嫁给海瑞的五位女人，有四个落得如此下场，其中有海瑞的薄情，主要在于海母的刁钻刻薄，拿儿媳妇当出气筒，她成为家庭的主宰后，必然是位鸡蛋里挑骨头的妈。她是海瑞忠孝思想培养者，也是海家悲剧的始作俑者，从四位妻妾的悲惨下场，可知海瑞唯母命是从，甚至打骂媳妇只要老母不生气，就是尽孝道，决不管对方的死活和感受。
他每日要板着面孔面对妻妾，不茍言谈，否则老母就掉脸子给他难堪。海母的所作所为，为当时人所诟病，然而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止海瑞对老母尽孝，他绝不会违拗母意，有如他不顾生死地为皇帝尽忠一样，他毫不顾及政敌的攻讦，时论的非议，更不顾天理良心，铁石心肠地看着妻妾们一个个落难离他而去。
海瑞秉持的这个孝，已经不仅是关爱、赡养老母了，内含着无条件的服从，甚至充当她施虐的帮凶。正是他孝道观的扭曲，一切正常的人性，包括夫妻的恩爱关系都得让路，这就是海瑞骨子里尽孝道的核心。
正是这种孝道观的驱使，使正襟危坐的海青天，在讲仁义道德的同时，变成面目可憎的衣冠禽兽了。他到了三四十岁时，还要经常和母亲同屋而眠，冷落妻妾，在孝道面前他没有独立人格和自主的婚姻生活，这样的夫妻关系能幸福吗？
海瑞的憨孝，还见于他对子女的态度上，海瑞有个女儿才五岁，一天，海瑞看见她拿一块饼在吃，就问：“谁给妳饼吃的？”
女儿回答：“是某个男孩。”
海瑞大怒：“女孩儿家怎能随便接受男孩的饼呢？妳不是我的女儿了；如果能从此不吃东西而饿死，才算是我的女儿。”
女儿哭了，果然不再吃东西了，到了第七天，女儿活活的饿死了。
从海瑞的为人看，他是说到做到，也要求家人做到，绝无通融的余地，以致逼得五岁的女儿不进食而死。他的作法过于残忍，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由此可看出来海瑞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在害人害己的过程中，他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
海瑞深得民心，但却非常不得官心，他在官场和朝廷是相当孤立的。明朝高官按例可以为自己的父母请封赠，以荣耀乡里，官居二品的海瑞却没有能力为他母亲请得太夫人的尊号，在当时是少有的例外，侧面证实海母女德不佳。
海瑞一生确实提出过不少治国施政的良策，但被采纳实施的极少。他能够施展抱负、大刀阔斧地推行自己的政见，只有在巡抚应天十府时有所作为，但时间暂短，仅半年而已。
除了疏通郡治的江河，以工代赈的成果外，其他的皆在他离任后就废止了。海瑞充其量是一位洁身自律的清官，对大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道德上的典型。
老百姓拥护海清天，官员们对他却是又敬又怕。对于海瑞，他们嘴上不便多说，心里却有说不出的嫌恶，一听到要和海瑞共事，就如遇到瘟神，头皮发麻，心中打怵、唯恐避之不及。海瑞调升巡抚应天十府时，他的任命文告一公布，应天十府有点头脸的官宦便纷纷请求改调它处，有的甚至自动离职，宁肯丢掉乌纱帽，也不与他共事触霉头。
明神宗朱翊钧从嘉靖帝手中接过皇权不久，对海瑞有段评语：“用他做实际工作是不合适的，唯用来做道德表率却恰到好处。”
据说他看到万历皇帝的评语很伤心，一连七次递交奏折辞官，每次都不准。他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无所事事的在闲职高位上度日，不久他就郁郁寡欢地与世长辞了。
海瑞在仕途的遭遇，说明他的忠孝观在那个年代有合理的内核，但是愚忠、憨孝做过了头，社会的主流意识也是不接纳的。正因为如此清官不得志、治世缺良策，就是这位清白官吏留给后人思考的话题。
明穆宗因中风突然的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改元万历。由于年幼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因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张居正则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
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的负担。
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重用抗倭名将戚继光总督蓟、昌、保三镇练兵镇守长城，使边境安然。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张居正整顿朝纲，改革体制，史称万历中兴。
张居正的去世，按常理他需要守孝三年，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完成，不愿意守孝，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最后在明神宗和两太后的力挺之下张居正被继续复用，使得他的改革并没有被中断。
但是这成为了他的政敌的借口，同时张居正利用职权让亲子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张居正死后被反对改革的政敌清算，张府家属被囚禁于家中，饿死了十多人，生前的官爵也被剥夺。
明神宗朱翊钧，明穆宗第三子，隆庆二年，被立为皇太子，当时才六岁。隆庆六年，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即位，次年改元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万历前十年，大学士张居正辅助明神宗处理朝政，社会经济发展较快，黎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十年后，张居正去世，明神宗开始亲政，有一段时间勤于政务，后期因为和文官集团的矛盾而罢朝三十年。
明神宗罢朝三十年，被称为醉梦之期，这段时期明神宗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三十年，与外廷隔绝。那么明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废朝政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事情让这位曾经雄心万丈的大明天子堕落得如此厉害呢？
表面看起来，明神宗荒于政事、不愿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但是究其主要原因，还是由于明神宗的身体虚弱，行动不便，当然他身体虚弱的背后，无疑是酒色财气的过度。
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篇奏章，其中批评明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上四箴。对九五至尊皇帝的私生活这样的干涉，使得明神宗非常的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平民。
在这一段时期内，江南一带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全国和经济总量达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但是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文官集团的党争使得政治日益腐败黑暗，东北的女真趁虚兴起，因而种下了明朝灭亡的祸根。
明神宗沉迷酒色，而且竟然还玩起同性的勾当，就是玩弄美女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十个长得很像定陵出土的刺绣百子女袷衣秀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承恩与皇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章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明神宗与他的祖上明武宗有一点相像。
至于贪财一事，明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说是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当朝重臣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还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为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前往各地四处搜括民脂民膏。
由于酒色的过度，使明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年仅二十四岁的明神宗就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万历十八年，明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明神宗曾经因为病情加剧，宣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可见此时明神宗的身体状况实在是每况愈下，因此明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
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年间开展的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等三大征伐的军事行动，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伐战事结束之后，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覆，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所以明神宗荒废朝政的情形，前面不愿意上朝听政，后面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覆，直接留中不发。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朝政大事的唯一的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朝廷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因此明神宗为了讨好宠妃而采取的这种不负责任的罢工，无疑给大明王朝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到了万历三十年，官员空缺的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这一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